秦泥封文字与艺术

来源：道德经时间：2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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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封”是将印章加印在特殊胶泥上，用来封缄的用品，是反映古代封缄制度的重要遗物；泥封所待用的胶泥应当被称为“封泥”，盛放封泥的是“封泥筩”，加印印章并起到封护作用的应当称为“泥封”。泥封制度较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后汉书》：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然而，世人对泥封认识的时间较晚，清末曾将四川、山东等地出土的泥封误认为是“印范”，后来才命名为“封泥”。笔者曾经也不准确地称泥封为封泥，现在本文中皆称为“泥封”，以此更加突出其作为封缄之物的性质和功用，以区别守宫令加以管理的、尚未打印的封泥，按守宫令去看守一批已经打印过的泥封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在文物学上要做到名实相符。

泥封的发现是近代金石学的重要成果之一，泥封的不断出土，为古代职官、地理制度作了非常好的补充，也为古文字研究开拓了一片新领域。关于泥封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不少，笔者在下文中简略地讨论一下秦泥封的文字和艺术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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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

（一）汉字古文字阶段的成熟期

对于汉字形体表现在“古文字系统”中的发展，人们常常以秦代为界限，称之前的文字为“大篆”，大篆又有甲骨文、钟鼎文、籀文等不同的称谓，其实这些都不是很准确的。而秦时的标准文字，则一般被称为“小篆”。

商到西周早中期的青铜器铭文，多能反映笔意，虽然充满了艺术气韵，但对于汉字的规范化十分不利。西周中晚期，相当于宣王太史籀的时代，汉字的规范化工作再一次开始进行，出现了所谓的“玉箸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面目有异，又被称作“六国文字”或“古文”。

秦文字直接继承了宗周文字，秦统一前后，李斯、赵高、胡毋敬等大官僚取法“史籀大篆”，分别作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造成所谓“小篆”的范本。秦始皇支持他们的工作，并付诸政令推动，于是便有了中国文字史上的又一次“书同文”之举。

汉字古文字阶段的成熟期的标志是西周的籀文到秦小篆这一体系，小篆是古文字系统的最高代表。秦泥封文字的字体绝大部分是脱胎于秦小篆的“摹印篆”，所谓“摹印篆”，其实是受小篆气息笼罩的一种治印专用的字体。秦泥封上的文字还有一部分从形体上看是要早于秦小篆的，比如“重泉丞印”“永巷丞印”“麋圈”“西盐”“中厩”等秦泥封上的印文表现了似比小篆更早的面目，甚至可以看到西周、春秋时代文字风貌的影响。总体而言，秦泥封中的文字还是处于古文字阶段的成熟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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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泥封的面世，不仅是文物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发现，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文字系统的内容，秦泥封上的印文是中国古文字的重要分支之一，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字古文字的重要财富。

秦代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秦始皇及群臣推行的“书同文”措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汉代的总结来看，秦对汉字的统一，并非局限于小篆一体，而是从偏旁数量、偏旁位置、基本笔画及数目、字形结构上做了整理规范化的工作。秦推行“书同文”的成果，便是依书写铭刻用途的不同而形成的秦八书，即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加以总结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

秦泥封上的文字，显然是继承了《不其簋》、秦公诸器、《秦公石磬铭》、《石鼓文》的传统，与同期的纪功石刻相映生辉，表现了属于古文字系统、贴近小篆的摹印篆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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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泥封文字和隶书的关系

“隶书”是起源于春秋时期的一种书写文字，早期结构中有“古文字系统”的影响，可称为“古隶”。约在秦朝或稍早的时候，隶书已基本摆脱了上述“古文字系统”的影响，而成为独立的书体。隶书成为文字的最重要的表现是秦隶的完整、成熟以及隶书在西汉时期的普及，这主要还是靠在秦的普遍使用基础上的进一步推广。

对于这一问题，秦泥封中的表现比较复杂，秦泥封的文字中所能见到的隶意并不多，有的泥封文字具有少许隶意，但更多的是见不到隶意。而秦印之中则有一些，尤其是私印中已经出现了文字隶化的现象，比如一九七五年秋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七十号秦墓的“泠贤”印，此印有两颗，为战国时期秦晚期之物，但两颗印字体显然不同，其中一颗印的印文是完全篆化的文字，另一颗印的印文则具有了秦隶的某些明显的特征。

隶书在当时印章、泥封中的表现还是不足，究其原因，秦泥封上的文字主要是反映公印的内容，公印有其一定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即便是私印及泥封，也具有比书写更为强调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而秦隶作为一种新兴不久的行用字体，主要应用于文书的书写以及相对流动和活跃的场合，在早期的发展中未必那么严谨。战国时代隶书的不严肃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字形、偏旁的选用以及偏旁选用的位置，这些是不是完全成熟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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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讲到隶书对篆文字形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隶书解散篆体，改曲为直，将古文字“随体诘诎”的线条分解或改变成平直的笔画，以便书写。

②隶书往往把篆文的两笔省并为一笔，或者是将两个以上的偏旁或偏旁所包含的部分合并起来，改成较简单的笔画结构。

③隶书有时会直接省略篆文字形的一部分。

④隶书偏旁有所变形，篆文中一个字用作偏旁时的写法，通常跟独立成字时没有明显区别，而在隶书中，时常可看到用作偏旁的写法和独立成字的写法有明显的不同。同时，即使偏旁所处的位置相同，写法也不同。因此，在隶书中，同一个偏旁在不同的文字里可以分化成多种不同写法。而且在隶书里，偏旁的写法还有很多没有固定下来，同一字的同一偏旁也往往有好几种写法。

⑤在隶书中，也时常见到偏旁混同的现象。为求简便，把某些生僻的或笔画较多的偏旁，改成形状相近，笔画较少又比较常见的偏旁。而且，省并、省略和偏旁变形也会造成偏旁混同的现象。

裘锡圭先生所谈到的这几点很好地解释了早期隶书的不稳定性和不严肃性，而出土的泥封多是公用性质的，或是私人在正式场合取信用的，所以泥封文字所表现更多的还是成熟的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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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玺印艺术的角度来说，玺印文字的隶化现象是一种很好的尝试。然而，这种尝试由于艺术表现上的问题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人们最终认为中国玺印不宜用“今文字系统”入印，而用“古文字系统”入印更符合一向的审美，即在规定了的较小平面空间，由文字组成的艺术氛围，更加看重于凝重与深远的美的追求，这种认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隶书在玺印上的广泛应用。

（三）秦泥封文字是秦篆的标准之一

许慎《说文解字·序》云：“自尓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又说到王莽时期书体时，曰：“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这王莽“六书”中除了隶书，大概都属于秦篆的范围。而秦泥封上的文字又属于秦篆大范围中的标准字体。大部分秦公印泥封文字，应该是标准的秦篆，更能代表当时官方的正式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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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石刻文字是汉字古文字系统之一支——“秦系文字”的重要资料，秦统一后，秦始皇巡行天下，在峄山、泰山、琅玡台、芝罘、碣石、会稽等地刻石铭功，这些都是研究所谓小篆的最好资料。一般认为，秦小篆便主要表达在这几通刻石里面，比如《琅玡台刻石》《泰山刻石》以及现代本子中的《芝罘刻石》《会稽刻石》等。但是这些刻石的面目之间，都是有一定差异的，《会稽刻石》应当是后代人的摹写，已经不再具有强烈的秦味。秦“半两”钱币有些篆意明显，但文字太少；东周及统一后的秦金文中全部具有篆意的不多见，包括二十六年、元年诏版文字，都参以隶意，或篆里隶表；秦的刻画陶文、简牍文字，也恐怕都不能作为“秦篆”的典型作品。在秦公印数量并不太多的情况下，现在人们能见到的具有明显秦味的字体，同时字迹遗留比较多的，并且足以编辑为“秦篆”字典的，就应当首先是在秦泥封的文字群体中了。

必须指出，人们现在掌握的秦私印及秦私印泥封的数量也不少了，秦私印实物中文字“隶化”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与当时公印有很大不同。可是秦私印泥封中，文字“隶化”的现象几乎不见。笔者认为，存世的秦私印实物中，有相当部分是随葬用印，以快捷的隶书刊刻文字，并不用于打制泥封，所以泥封中见不到此类印之遗蜕。用于打制泥封的私印，必然是实用印，而实用印文字是不能“隶化”的，所以秦私印泥封已然见不到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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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得不多说一下秦文字对汉字发展的重要贡献。秦王朝用经过系统规范整理的篆文总结了全国文字，不仅基本上消除了之前各国各地“文字异形”的现象，而且使古文字异体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在汉字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汉字经过秦代规范整理之后，基本上走向定形，为后来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篆所创立的一些字体规范原则，一直沿袭下来，后来兴起的隶书和楷书，虽在个别形旁简化方面又有所发展，但基本结构都是照秦篆的原则隶定的。

尽管笔者认为秦在汉字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以吏为师”而推广了隶书，从对于后来的积极作用看，实际上是以隶书完成了汉字的又一次“统一”；但是，秦泥封文字作为秦篆中的标准字体，而且单字数量巨大，偏旁形态清晰，系统化程度在秦篆中最为突出，是为研究秦文字，研究当时的用字规范化，研究在秦篆基础上的秦隶统一，提供了更多的，甚至有决定性价值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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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

（一）中国玺印渊源问题

古代两河流域、古代波斯、古代埃及、古代印度等地都曾经在泥版文书或陶质器皿上进行戳印来表现图案，包括具象画面和抽象纹样，可能略晚于图案戳印，又用戳印来表现文字，这些丰富的戳印图案和文字应当早于中国而出现。换言之，人类文化史上的印章，并不是起源于中国。

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古代中亚地区出土了不少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泥板书和印章。随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印度河流域、古伊朗及古代土耳其地区在公元前三十世纪前后出现了图形印章。苏美尔人在公元前三五○○至三四○○年又发明了圆柱印章。这些地区印章出现的时间都要比中国早。

散落在后来称为“丝绸之路”葱岭以东、即大致相当于现在中国境内的丝路沿线，也发现过时代并不明确的以凸凹的人形或动物形、植物形图案的各种质地的捺印，这暗示着中国印章的起源，极有可能是受到葱岭以西的早期文明的影响而发明的。

但是，还要从另一个方向考量。目前可知，中国在商代出现了最早的印章，即比较成熟的中国印章。其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用汉字入印，而且是以方形印面为主，这就与西方划开了距离，虽然中国的玺印可能源于西方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印章。这些印章在中国一开始就因为其实用审美功效具有了一定的美学特征，都有一定的艺术性；经过漫长的演进，到了唐宋之后，终于别出一支，发展为纯粹的文人艺术品，这更是在葱岭以西的早期文明及其在不断发展的主要是西方印章中难以见到的文化与艺术现象。

平城丞印

（二）东周时期秦印的突出

东周时期的玺印，早已脱离了起源时的幼稚，而是中国玺印文化与印章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印章史上的“蓬勃期”，其上限应当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

东周时代，在象征性的全国共主的情况之下，诸侯列强分立，小国、弱国皆成附庸。到了战国时代，这一特点更加明显。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均有所变化，军事上、外交上日益复杂化，主要的几个国家之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印章风格，玺印的印体面形、文字内容等都有很大的区别。总之，量大、风格不一是这一时期中国印章的两个主要特点。而艺术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成为各国分辨你我、突出个性的手段，三晋、燕、齐、秦、楚，以及巴等地区的玺印各具特色。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还没有确认春秋及之前秦人用印的遗迹，秦泥封中尚见不到战国早期的泥封，而集中在战国晚期及秦代大批出现，这与秦玺印的应用发展是一致的。

从泥封形制来分析，似齐地出现泥封较早，燕、楚地区也有一些，三晋地区则不多，而齐、燕、楚、三晋等地的泥封出现得似都比秦国要早。但是，秦印出现伊始便有了明显的特征。秦印中阴文用得比较多，带有边栏和界格比较明显，从面貌上看可能与齐国和楚国的玺印有一定的关系。再说远一点，可能与燕国的玺印也有一定关系。究竟是齐、楚、燕三国的玺印影响了秦，还是齐、楚、燕与秦互为影响，这在将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秦玺印与三晋地区玺印的关系，最贴近但又最为复杂，两者从面貌上判然有别，但内容上又有靠近之处。这应当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便于更好地划清目验认识上的界限，这在取信、通关、查验时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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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面内的做法来分析，秦与三晋地区差距很大，而与楚、燕、齐等的方形阴文印却有相近之处。首先，三晋公玺以阳文凸起为主，而秦等是阴文以凹下为主。三晋地区阳文印为多，印面表现为阔边细文，结构整饬，文字笔画秀劲，比如“左私田”“武遂大夫”“右司工”“富昌韩君”等玺印。其次，三晋用字大小参差，挪让错落，分合借用，多用合文并加合文号，比如“□里司寇”“汪匋右司工”“足茖司马”等印，而秦印等单字大小比较一致，字间清楚，比如“仓室”“军市”“工师之印”“相思得志”等。再则，三晋印面内少有边栏界格，其边也是凸起的边栏，比如“平匋宗正”“司马参”“上官黑”等，而秦印等往往有界格（燕的少有，齐、楚有），往往用凹线边栏，如“中壹”“连虺”“安石里典”等。第四，三晋公玺很少缀专称，而燕、齐、楚地常缀专称“鈢”等，比如燕国的“司寇之鈢”“单佑都市鈢”，齐国的“司马之鈢”“邾邦信鈢”，楚国的“计官之鈢”“连尹之鈢”等。这也影响到部分秦玺印，但秦印许多用专称“印”而少用“鈢”，比如“工师之印”等，秦印中更有大量不用专称的现象。

在玺印印面文字的作法与布局上，秦与楚最相近，而距三晋最远。

但是在职官表达上，秦玺印所反映的内容与齐、燕、楚有很大区别，却与三晋的又接近一些。这个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东周时期玺印的错综复杂的状况，以及认识中国古代玺印前期发展中一些值得探究的问题。

这里要指出，在秦地出土的“咸里某某”陶印以及它们在大量陶器上的印痕，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身上的抑印，属于秦印的另一支，但它们基本不用于打印泥封，所以本文不加讨论。

下邽丞印

（三）战国时期的泥封艺术

关于战国以前的泥封，《山东泗水尹家城出土封泥考略》一文中，其作者认为其中一件“商代B型网坠”上的“圆形戳印”是西周晚期的泥封，表达得不是很清楚。据现在的资料看，这是孤例。笔者认为有可能是东周时期的作品。

战国时期泥封的发现数量较少，主要是齐、楚两国的泥封，有少量出现于三晋、燕地区，而秦国的泥封则出现于战国晚期。《古封泥集成》一书中收录二十余枚战国时期的泥封，比如齐国的“民□信鈢”“宋连信鈢”，楚国的“鄱宫大夫鈢”以及三晋地区的“邾吴”，等等。

泥封是玺印的遗蜕，要讨论泥封的艺术，必然需要着眼于玺印的艺术表现。

战国时代仍属于中国印章的“蓬勃期”，这一时期玺印的总貌乍看起来风格不一，这也是由当时政治分裂的局面造成的。但是在进行分域研究之后，可以看出在一定地域内，其风格还是相当一致的。而且，在一定区域内公用印在印体、面形、纽饰、文字风格等方面的一致性，反映了各国实际存在着玺印行用方面的严格制度，而这些制度各国之间并不一致。

战国时期的玺印文字在各国、各地区之间风格差距很大，这不难理解。秦玺印中，早期的如“工师之印”“茝阳少内”等，字结体接近小篆，笔画有粗细的不同，与齐、楚一些较早的玺印风格相近。

从时间上看，较早由燕国的方形阴文玺中，笔画匀挺如箸，后来齐、楚的一些玺印笔道也渐趋均匀，最后影响到秦，战国晚期到秦代玺印文字的笔道细匀劲挺，在阴文印中可谓达到极致。三晋地区的阳文玺文字笔道，虽也细劲，但笔画间疏密不一；虽有情趣，但不够朴实庄严。秦印文字为古玺印中结构最为匀称庄重的，在质朴中透露出大度亭匀之气。

虽然战国时期的泥封发现较少，但是从目前所发现的战国泥封以及玺印来看，还是能感受到战国时期各个地区泥封的艺术风格。即：齐泥封的从容大度，楚泥封的灵动放达，三晋泥封的精致谨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河南、湖北出土了较大数量的楚泥封，所以战国泥封中楚国的面貌比较丰富一些，除了文字泥封，楚还有一定数量的画印泥封。

承印

汉代人在著作中，将一般而非帝室之印中用或者不用“玺”字专称，作为划分秦统一前后用印的重要标准，即：在统一之前，任何人都可以用“玺”字，统一之后，唯有帝室才可以用。从现代考古学、文物学的收获看，汉人的这一标准是可靠的。依据这一标准，人们已经从内容上区别出战国秦与秦王朝的一些泥封，但是，秦王朝享国仅仅十余年，要是从泥封泥块形式、文字面貌上截然地分划出战国秦泥封、秦王朝泥封，目前是有相当困难的。因此，下一节讨论的秦泥封的艺术，实际上包含了战国秦泥封、秦王朝泥封的资料。

（四）秦泥封的艺术

现在，已经见到了大批量的战国秦泥封、秦王朝泥封，这大大弥补了之前认识的不足。以往秦公印见到的偏少，而秦泥封又是秦印的遗蜕，因而可以将大量秦泥封艺术与秦印放在一起做些讨论。以下，探讨秦泥封艺术风格的几种表现：

首先，秦泥封之中有严正、肃穆的一路风格，例如“右丞相印”“中尉之印”“永巷丞印”“章厩丞印”“宫厩丞印”“泰行”“襄城丞印”，等等，泥面上表现的“摹印篆”文字，以小篆为基础稍加方折，力图能填满印面界格内的空间，但是还没有达到汉代泥封、汉印那种充实、雍塞的气氛。与之相应的秦印见有“中司马印”“邦候”“南宫尚浴”“弄狗厨印”“高陵右尉”，等等。这些应该是战国秦晚期到秦代典型公印的代表，它们庄重而大度，具有很强的力量感，整个字体的强健又与每字转角处的柔美的处理和谐无间，表现出了一种自信与从容。这种艺术品质与秦代严峻而又自尊的政治气氛相吻合。

其次，秦泥封文字中还有比较灵活、生动的表现，例如“少府”“公车司马丞”“中厩”“西方谒者”“上家马丞”“上郡侯丞”“长平丞印”，等等。比之第一种路子，它们更为柔美、灵动一些，字间布局比较疏朗，如“少府”“中厩”，印面留白部分比较宽阔；“中厩”和“西方谒者”等，甚至要表现出一种类似书写的韵味。“公车司马丞”两行中左二右三字的布局也排布熨贴、疏密有致。这类风格在后来的公印中较少见到，与之相应的秦印有“茝阳少内”“上林郎池”“南海司空”“长夷泾桥”，等等。

第三种风格是文字之间中宫收缩、小心内敛，例如“少府工丞”“乐府丞印”“内者”“宦者丞印”“内史之印”“寺车丞印”“重泉丞印”“洛都丞印”，等等，文字的结体严谨不苟，有的甚至连字也压抑得较瘦小，缺乏灵气，这或与它们的使用者有的属于驱走侍宦的身份有关，似乎折射出玺印主人那种惟命是从、谨小慎微而不愿张扬个人风格的面目。与之相应的秦印有：“西宫中官”“寺从市府”“北私库印”“私府”“官田臣印”“公主田印”，等等。

第四种路子的文字风格例如“南郑丞印”，还有许多秦的乡亭印表现了汪洋恣肆、字欲破印的格调，与之相应的秦印有“传舍之印”“池印”“西乡”“亭印”等，它们笔画肯定，多歪斜而少柔曲，可能反映了乡间或低级层次印信不必直呈中央，所以不为规矩所束缚的奔放气质，这种气质在较高级的公印中是看不到的。

第五种路子文字风格，是私印所表现的面貌，例如泥封所见的“司马歇”“苏段”“桓段”，等等，都以小巧玲珑见长，笔画纤劲有力，布局灵活自然，一印之中，单字可以有大有小、有阔有窄。虽然秦私印泥封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公印泥封，但其清新自然的风貌在众多秦泥封中比较夺目。风格与私印泥封全同的存世秦私印有若干例。

游阳丞印

从目前发现的秦泥封来看，都是阳文文字泥面，都是阴文印章抑盖所为；换言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阳文文字印章做成的凹下去的阴文泥封泥面，反映出来的都是阴文印章做成的，这个值得引起注意。有一些私印泥封中出现了阴阳合文，比如说印文为“公孙□”的，“公孙”二字是阳文的印做成的凹下去的泥封泥面文字，其他字在泥封上则是凸起的，原印应当为阴阳合印。这些私印泥封到底是秦的还是汉初的以及其所表现的艺术风格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目前所见的秦泥封资料中，究竟有没有画印泥封（这在较早的楚泥封中见到过），究竟有没有鸟虫书泥封（这在战国小玺中见到过），成为饶有兴趣的问题，当然如若有秦画印泥封、秦鸟虫书泥封，也不可能是秦泥封之主流，尤其不可能是公印的泥封。

在第一章第三节中，笔者讨论了存世的随葬用秦私印的问题，它们不用于打制泥封，所以泥封中见不到此类印之遗蜕。所以目前尚无法讨论秦私印泥封“隶化”、隶意等相应的艺术风貌。

（五）关于“印宗秦汉”

借本文的最后，笔者再次讨论一下印学界、篆刻界艳称的“印宗秦汉”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秦玺印的发现少，而秦泥封的发现更少，人们往往是“宗汉”而难以“宗秦”。秦泥封的大发现也是中国篆刻艺术的重大发现，其丰满、充实了“印宗秦汉”的理论与内涵。

值得强调的是，秦和汉是一体有别的。所谓“一体”，是说秦印和汉印的基本风格是一体的，从玺印的大小以及文字的排列方式上都看得出来，其明显的传承性也看得出来。

但是，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边栏界格在秦印中应用得比较多，这在秦印、秦泥封的断代中有很重要的标志作用。汉初一些公用印或泥封仍有界格或边栏，如“文帝行玺”“帝印”“清河太守”“家啬夫印”“浙江都水”，等等，但数量剧减，逐渐不再用边栏界格。

卢丞之印

在文字处理上，秦与汉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秦印或泥封界格内的文字较独立，笔画离界格相距较大，显得比较空灵；而汉印或泥封界格内文字较附着，笔画离界格相距较小，显得比较壅塞。西汉早期开始，已经出现不用界格、边栏的公印，并逐渐成为汉公印主流。

秦印上的文字飘逸秀美，具有贵族气息，秦泥封上的字迹纤劲精微，笔画圆转而十分流畅，如“参川尉印”“右丞相印”“少府”“泰行”等泥封文字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而汉印比较粗犷，汉印上的文字显得敦实厚重，更接地气，有民间味道，汉泥封字体结构比较开放，转角处比较方折，体现了一种雄豪之气，笔画填满印面，这点，在西汉早期的长沙马王堆墓出土“轪侯家丞”，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帝印”“眛”“衍”“厨丞之印”，广西贵县西汉墓出土“家啬夫印”等泥封上皆可明显地表现出来。

秦印、秦泥封与汉印、汉泥封在文字表现上的差异，东汉的许慎已有掌握，并且分别命名为秦“摹印篆”和汉“缪篆”。可是到了现代，正是有了秦泥封的大量出土，人们才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秦“摹印篆”和汉“缪篆”的异同，以及两者之间的沿袭发展关系。

秦印、泥封“摹印篆”和汉印、泥封“缪篆”泥封的文字面貌上的差异，可能和秦政治与汉政治的本质来源不同有一定的关系，秦统治者是百年贵族因袭而来，而汉的新贵则是草莽出身、起义称王而来。也可能与秦末汉初的大破坏、文字一脉的断裂和再续有一定的关系。

三、结语

秦泥封文字，是汉字古文字阶段后期的重要代表，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秦泥封文字是摹印篆的具体、典型的体现，是中国印章汉缪篆、隋唐盘条篆、宋明后期缪篆发展的必要基础。

秦玺印与泥封，基本上全面地承担了对战国玺印的总结，并向汉代玺印、泥封转移过渡的任务。秦印泥封、汉印泥封，前后相续地造成了中国古代玺印文化与玺印艺术数量与统一风格的高峰。

中国古代玺印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是作为一种实用性的器用而存在的。唐宋之后，由于文人治印的发展，艺术印章开始从实用印章中分离出来。直到明清时代，这类艺术印章最终获得了纯粹的艺术品格。由于东周玺印为人们所确认的时间较晚，由于对六国文字辨认的困难，由于六国艺术彼此异质而较难系统把握，人们对中国早期印章艺术的热爱、学习，长期以来更多地倾注于比较容易理解的秦汉印章之中。这种艺术情趣集中地表现在四个字——“印宗秦汉”上。可是，秦印的发现毕竟远远少于汉印，对秦泥封艺术品质的总结更未之闻。因此，印宗秦汉更主要表现在“宗汉”上，而很少有“宗秦”的实际意义，秦泥封的大发现造成了根本性的改观。

商丞之印

至迟从元代开始，印人们有意识地、自觉地向古代印章尤其是汉印学习、模仿，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清代中后期，篆刻艺术家放眼金石收获，金文、摩崖、砖瓦、泉量、镜鉴上的文字都作为艺术创作的借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当汉印的遗蜕——汉泥封走入人们的眼界，人们立即感受到了它们与汉印的直接亲缘关系，有趣的逻辑随即产生了：（一）向汉印学习，光洁劲挺，新刊金属感强烈，印感完全；（二）向众多金石学资料学习，残蚀剥落，见金属锈烂感觉，获得了强烈的时代感，如若不慎又会印感不足；（三）向泥封学习，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一）（二）之长，而避（一）（二）之短。面对这个逻辑，秦泥封在传统艺术领域的作用当然就凸显了。

前面已经几次说到秦泥封收获对于中国文字学的价值，对于“印宗秦汉”的丰富，当然其在文字学、篆刻学上的意义，到目前还处于认识与实践的初级阶段，还需要人们更加深入地探索，以期取得更大的收获。

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

中文名称封泥馆藏地点洛阳新区政和路与金城寨街交叉口所属年代不详所属博物馆洛阳驿站博物馆所属地区河南洛阳

封泥

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1]

封泥考释

封泥是一种官印的印迹，为古代缄封简牍钤有印章以防私拆的信验物，其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

封泥的使用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如《周礼》、《左传》中关于“玺之”、“玺书”等几处记载。但它的实物发现是近二百年的事。清道光二年年，四川农民挖山药时发现一批封泥，约百余。其中若干为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所得。吴荣光也得到6枚，年，他将其摹入《筠清馆金石》中，这是对封泥的最早著录。但时人并不明其用，误以为“汉世印范子”。后刘喜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下本注“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最早

秦皇帝信玺封泥

为封泥正名，并于咸丰二年年《长安获古编》摹入西安所得“东郡太守章”、“同心国丞”等封泥30枚。对封泥使用的系统透彻研究始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年，他帮助罗振玉辑成《齐鲁封泥集存》，对封泥的功用及价值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从此对封泥的编订与考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依古制，官吏去官，须将原官印上交销毁。故存世古官印绝大多数是为殉葬而仿制的明器。所以封泥作为官方郑重颁发或私家日常使用印章的遗蜕，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历史由来编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建咸阳宫，其中一处名章台，秦始皇曾在这里“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于是，中央各公卿机关、全国各郡县的奏章便向这里源源汇集。一本奏章就是一捆竹简，作为当时的一种保密措施，上奏官员要将竹简捆好，并糊上泥团，再在泥上钤上自己的玺印，然后放在火上烧烤，促其干硬。奏章被送到章台，值守吏要呈送秦始皇亲自验查，封泥完好，确未被奸人私拆偷阅，才敲掉泥封壳御览。[2]

外形编辑

封泥的正面是印文，背面有绳迹，形状不定，大多是不规则圆形，少数呈方形。

由于施行封泥时，软泥入槽多少不一如正好填满方槽

文献记载编辑

封泥之用见于先秦文献，封泥制度亦见于两汉文献。

封泥

卫宏《旧汉仪》中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的记载。

临淄封泥的著录主要见于《铁云藏封泥》、《郑厂所藏封泥》、《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澄秋馆藏古封泥》、《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封泥存真》、《临淄封泥文字》、《封泥汇编》、《古封泥集成》、《秦封泥集》等。

背景知识编辑

马王堆軚侯家丞封泥

封泥，又称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缄的凭证。卫宏《旧汉仪》中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的记载。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硬陶罐口部的封泥盒，封泥文字“軚侯家丞”。甘肃金塔县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封存文书的封泥装置上的封泥盒，封泥文字“居延右尉”，是古人使用封泥形式的珍贵物证。我们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印章几乎全是白文(阴文)，就是因为阴文钤于泥土变为阳文，易于辨识。封泥与古玺相表里，它可以说是秦汉印章在泥上的“印蜕”实物。隋唐以后，纸张的盛行，替代了简牍，印色取代了泥，封泥丧失了它的社会功能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封泥，不仅具有非同寻常的考古学术价值,更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经学者考证，现存的秦汉印实物，多半是殉葬用的明器，并非那个时期的实用印章，它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都难以和实用印章相比，而封泥则是由官方正式颁发的玺印，或者私家常用的玺印钤出的。因此封泥上的印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印章艺术的实际情况，无疑它是古代印章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艺术价值编辑

印章在盖印过程中，由于软泥入槽多少不一，如正好填满方槽，则泥块干后呈方形，如软泥多而溢出方槽，则这块泥干后呈不规则的圆形，加之年代久远，自然剥蚀脱落致使封泥的边缘残缺破损，这种宽厚的边栏，粘连断续，极富变化，给人以古拙质朴，自然率真的美感，其美妙在于实中见虚，虚中见灵，气格壮伟雄强而意味纯朴谐和，天然去雕饰。

封泥在篆刻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末篆刻大师吴昌硕印作中，那种高古雄浑，大气磅礴的风貌，无不留有封泥的气质和古韵。他是从封泥中吸取养份，最有成就的一代宗师，吴氏在《聋缶》一印的边款中曰：“力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又说“方劲处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