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辛亚民，甘肃省康乐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易学哲学；贾桠钊，河北省邢台市人，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周易·系辞传》构建的宇宙观包含三个维度，即对待性、动态性和价值性。对待性指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系辞传》认为宇宙的生成和存在，都是源于阴阳对待的内在作用。动态性则体现为《系辞传》对宇宙“生生”和“变易”的论述。《系辞传》还认为整个宇宙也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人类社会的秩序的建立和运行都是宇宙法则在人道方面的呈现，人的一切价值行为都要以宇宙的运行法则为根本准则，宇宙本体与价值本体合一。关键词：《周易·系辞传》；宇宙观；阴阳；生生；价值《周易》的宇宙论开启了儒家宇宙论和形上学的滥觞，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儒家有别于政治、伦理之外的宇宙论、形上学传统。考其源流，《系辞传》的宇宙观具有奠定规模的作用，后世儒家的宇宙观和形上学都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相关哲学理论。本文将《系辞传》宇宙观剖析为三个维度，即对待性、动态性和价值性，以期对其能有一个相对深入、完整的认识。在《系辞传》看来，宇宙是一种对待性的存在。这里的“对待”是指阴阳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和作用。宇宙的生成和存在，都是源于这种阴阳对待的内在作用。（一）宇宙的生成源自阴阳对待《系辞传》中表达了较为丰富的宇宙生成观念，这些观念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宇宙生成的根本也是唯一的原因。在易学的话语体系中，乾坤（天地）是阴阳的基本表征，乾坤（天地）的产生是宇宙生成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阴阳产生，天地初开，就代表了宇宙的生成。而此后具体的万物的出现则是天地之间、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用《序卦传》的说法，“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以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乾坤二卦之所以被置于今本《周易》的首位，是因为乾坤二卦是阴阳的基本表征，是创生作用的根本力量所在。《系辞传》云：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1]《说卦传》也以乾坤二卦为父母卦，由乾坤生出了六子卦。后世北宋易学家张载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提出“乾称父，坤称母”，进而阐发出“民胞物与”这一宏大境界。[2]《系辞传》以对待说的形式阐述宇宙生成论最具代表性的当为“易有太极”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3]笔者认为，这段话是将宇宙生成与筮法过程合而论之，既可以说是以宇宙生成论的形式讲《周易》的筮法，也可以说是以筮法的形式讲宇宙生成论。[4]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段话与“大衍之数”章的思路是一致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5]八卦及六十四卦的产生或形成过程是对宇宙天地万物产生过程的模拟和象征，《系辞传》通过这一思路，将崇拜宇宙天地的宗教情感赋予筮法，使技术性的筮法拥有了神圣性。就这里的宇宙生成论而言，“是生两仪”与“分而为二以象两”的理论效力是一样的，阴阳、天地的产生是宇宙产生的开端，是万物生成的前提。（大衍之数示意图）
《系辞传》也具体阐述了乾坤、阴阳在万物生成中各自所起的具体的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各自的特性。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6]乾坤各自具有静专动直、静翕动辟的特性，与此相对应，在万物的生成中乾能“大生”，坤能“广生”。前者是创生原则，强调开辟；后者是拓展原则，重视扩张。二者相互配合，但又有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另外，《系辞传》还多次阐述了乾坤的“易简”之德，“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以这种“易简”的特性，乾坤互相配合，创生万物——“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大始”即开创作用，“成物”则强调最终的完成和圆满。这一观念和乾坤《彖传》以乾坤为二“元”，以及相对应的“万物资始”和“万物资生”的思想是一致的。这里体现出的观念是宇宙万物的生成是源于阴阳、乾坤的互相作用，二者的特性和作用是有区别的，构成对立，但又有统一、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一面。《系辞传》云：“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孤阴不生，独阳不长”[7]。（二）阴阳对待是宇宙万物持续存在的基本状态和内在体性宇宙万物是在对待中产生，而产生后的宇宙万物也是一种对待的存在，对待又构成了宇宙万物持续存在的基本状态和内在体性。这种对待体性具有普遍性，不仅存在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思维世界也是如此。《系辞传》篇首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8]天地自然无不有对待，社会政治、人事吉凶也是如此，且动静变化的根本的原因也是源自对待。这一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9]以及“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0]可见在对待的普遍性问题上，《系辞》和《老子》具有相同的认识。但是《系辞传》肯定了政治秩序和人伦价值，认为政治秩序和人伦价值也是阴阳体性、天地精神的呈现。天地的尊卑高下呈现为政治秩序即是贵贱差等，阴阳的对待呈现为人伦价值就是仁义或仁知，等等。而且阴阳对待在宇宙生成中的不同作用和地位也相应地呈现在了政治秩序和人伦价值之中，《系辞传》在解释为何“阳卦多阴，阴卦多阳”道：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11]这种将宇宙法则与价值秩序作为同一性的观念我们将在后文详加论述。阴阳对待，且阳主阴从，构成了整个《易传》阴阳学说的核心观念。由于《系辞传》是直接针对《易经》的阐发，所以它对宇宙的对待性存在还用易学特有的一种形式加以表达，即“数”，如上文所引“大衍之数”章。与此相关，《系辞传》还有“天地之数”的说法，即将天地与一至十这十个基本数字相结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12]这里其实是用数字的抽象符号属性以及奇偶属性来表达阴阳对待的普遍性。《系辞传》看到了事物都具有数的规定性，于是将这一普遍状况和阴阳体性相结合，以数之奇偶对应天地阴阳，以筮法中的“策数”规定乾坤之数，乃至万物之数，从而使得易数具有了神圣性。阴阳对待也体现在人的思维世界中。“对待”的意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阴阳之间的转化，《系辞传》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正是体察到了阴阳之间可以转化，所以认识事物要全面——“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而且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而且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贯穿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惧以终始”。正是看到了阴阳对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通贯天人的普遍性，《系辞传》总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13]“一阴一阳之谓道”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经典理论[14]，是《系辞传》宇宙观“对待性”维度的总结。（张载画像）
《系辞传》所描绘的这种“对待性”的宇宙观为后世易学家从阴阳对待的维度观照宇宙奠定了基本的基调。北宋大儒张载讲：“一物两体”[15]，“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16]又说：“物无孤生之理”。[17]程子说：“理必有对，生生之本也。”[18]这些观念都是对《系辞传》“对待性”宇宙观的继承和发展。《系辞传》宇宙观的第二重向度是，认为宇宙是一种动态性、过程性的存在。（一）生生之谓易这种动态性和过程性首先体现在《系辞传》对“生”的阐述上。《系辞传》“生”的思想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宇宙的生成是作为开端之“生”，这一开端之“生”之后便是乾坤互相配合，创“生”万物。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生”，偏重“创生”。天地定位，万物男女既成之后，另一个层面的“生”便得以呈现，那就是万物个体的演变发展、生老病死以及由此形成的“类”的“生生不息”。这一层面的“生”偏重“衍续”，保证了宇宙运行、发展、存在的可持续性。在《系辞传》看来，这两个层面的“生”都是源于阴阳对待，所以《系辞传》称“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又以“易”作为宇宙大化流行的摹写和代称，从“生”的角度看待宇宙大化流行的话，也就是“生生之谓易”。“生生”的提法凸显了宇宙存在的动态性和过程性以及持续性，如果从主体性视角出发，也为宇宙的价值性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展开论述。“生”强调了创生和衍续，这种创生、衍续如果从一般性的视角去考察，也可以称作“变”。“生生”的实质就是一种变化，“生生之谓易”的“易”，其核心含义就是“变易”。“变易”的思想也是整个《易传》哲学的精髓所在。（二）一阖一辟谓之变《系辞传》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乾坤“一阖一辟谓之变”，可见变化的根源和本质还在于阴阳对待，所以这里的“变易”其实质就是阴阳变易。阴阳对待的普遍性决定了变化的普遍性。如《系辞传》所言，大至日月运行，寒暑推移，小至尺蠖屈伸，龙蛇蛰存，都是阴阳变易的直接性、经验性的呈现。这种变易的普遍性还表现为持续性、永恒性。《系辞传》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指变化的可实现性，“久”是变化的可持续性，实现性是持续性的前提，所以说“通则久”。而变化的可实现性，从客观天道的角度来看，是阴阳自身的体性决定了变化的必然性——“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阴阳变易既然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是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的。《系辞传》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19]从宇宙观的角度来看，这段话肯定了宇宙的动态性存在——“为道也屡迁”，也强调了宇宙的变易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这里的“上下无常”“不可为典要”说明宇宙的变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对于宇宙的这种客观性的变易首先需要接受和肯定——“唯变所适”。这也说明宇宙变易的动力和来源并非来自人为的推动，体现了天人有别的一面。类似地，《系辞传》还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变易之所以神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变易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非人为所能控制。《系辞传》承认天人有别，但更为可贵的是，也从人道的视角讨论了变化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开显出天人之间的张力以及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价值——“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系辞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20]对于道、器的客观性的变易，人可以加以积极的认识和利用——“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举而措之”，因此，作为人的“事业”，既是宇宙自身变化的自然呈现，更是人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能动性而呈现出的“人为”变化。而且《系辞传》非常重视和推崇这种“人为”变化，并以此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功德，是圣人才具备的能力。“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因此，能够深刻地认识、把握并利用宇宙的客观变化，这是圣人所具有的崇高的德行——“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日新之谓盛德”。（《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从动态性、过程性的维度去观照整个宇宙，这一观念对后世影响巨大，构成了易学哲学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如北宋程颐云：“动静无端，阴阳无始”。[21]这是认为宇宙间阴阳、动静的对待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突出了宇宙的过程性存在。又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22]这是在肯定了变易的客观性和绝对性的前提下，从人道的立场出发，和宇宙变易的过程保持一致，突出了宇宙从天道到人事的动态性、变易性的维度。正是从宇宙的动态性出发，程颐说：“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23]这里否定“静”而肯定了“动”，并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强调了宇宙的动态性存在，也包含着价值性的意义。整个宇宙也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这是《系辞传》宇宙观的基本内容之一。现代宇宙论受科学思潮的主宰，强调客观性，把宇宙看作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造成了人与其所处的宇宙之间人文情感上的殊绝，割断了人与宇宙之间的价值关联，这和《系辞传》价值性的宇宙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系辞传》对宇宙的价值性的阐述，对人的价值给予安顿，对于当代价值哲学的思考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易简之善配至德上文谈到《系辞传》所论述的宇宙生成论，实际上《系辞传》在阐述宇宙生成的过程的同时也阐明了价值的确立过程。《系辞传》开章即说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24]显然，这里的天地、动静的生成同时也确立了贵贱、吉凶这类人事的秩序及价值观念，兹不赘述。此章后文又从乾坤的易简之德引向与之对应的贤人的德业：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25]乾坤生成万物的易简之性落实于人，则为“易知”“易从”，“有亲”“有功”，乃至成为“可久”“可大”之贤人的德业。这一系列人事的具体事务都和乾坤生物的易简体性息息相关，人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皆是由宇宙的体性直接确立。因此，乾坤的易简体性即成为人道价值之源，或者说易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种善，所以《系辞传》也说：“易简之善配至德”。（《周易程氏传》）（二）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的生成成为人的价值之源，宇宙生生不息的动态性的存在本身也昭示着价值。人的类存在的持续性即是宇宙“生生”的诸多性状之一，此即“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中的断占之辞——“吉凶悔吝”等，为指导人事而设，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在《系辞传》看来，人事的吉凶悔吝源自宇宙的大化流行——“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因此，人的一切价值行为都要以宇宙的运行法则为根本准则，人类社会的秩序的建立和运行都是宇宙法则在人道方面的呈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2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系辞传》通过表达这种价值性的宇宙观，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建立了初步的宇宙本体论依据：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27]《系辞传》认为圣人是完全体认宇宙法则的人，相当于宇宙精神的人格承担者。宇宙精神在人间的实现取决于圣人。而所谓的“仁”则是圣人发挥其沟通天人作用的必要条件，同样，“义”则是圣人推行宇宙精神、宇宙法则的操作性原则。如此一来，“仁”“义”就不单单是一项具体的“德目”，不再局限在人伦道德的经验层面，而是与宇宙大化相关联，具备了宇宙本体论的依据。这一点也是《系辞传》宇宙观对先秦儒家仁义学说的一大发展。（三）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传》人事的价值原则由宇宙大化确立，要想对人事的价值原则有精熟的体认自然需要对宇宙大化有深入的体察。这种体察工夫在《系辞传》中有较为丰富的论述，如“仰观俯察”“原始反终”“探赜索隐”“钩沉致远”等。由此，《系辞传》把人对宇宙内在体性的认识和体察看做是一种重要的德行，若能深入认识宇宙大化的内在机理，自觉顺应、体认宇宙精神，即是圣人——“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此一来，宇宙天地既是开创价值之源，对宇宙天地的内在的体察又构成了人的一种价值追求；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前者为体，后者为用——体用一源。《系辞传》所要表达的宇宙的内在体性其实就是阴阳对待，“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存在都是源于阴阳对待，阴阳对待构成了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定性。阴阳对待之“道”即是宇宙本体。万物生成之后，继承了这一宇宙本体，亦即成就了自身的完善——“继之者善”；同时，阴阳对待的内在体性也构成了万物自身的根本规定性——“成之者性”。阴阳对待宇宙体性呈现为人道即是“仁”，而这一体性又无时无刻不寓于宇宙大化流行之中，此即“显诸仁，藏诸用”。因此，这里的“道”既是宇宙本体，同时也是价值本体，二者同一。《系辞传》以宇宙为价值性存在的思想在宋明理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也可以说理学家对《系辞传》价值性宇宙观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二程遗书》卷十一记载，大程子云：“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28]这里显然是将《系辞传》的“生生”思想与孔孟仁学相沟通，以生论仁，自然与人文浑然一体。与此相关，在大程子之前，周敦颐就有这一观念，《二程遗书》卷三记载：“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29]南宋叶采《近思录》注云：“天地生意流行发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满胸中，故观之有会于心。”[30]可见，此仁德不仅仅是属于人文价值，亦是宇宙精神。《系辞传》以整个宇宙为价值性的存在，以宇宙精神作为人文价值的本体依据，以宇宙法则为人伦秩序，这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现代社会价值多元，但价值观的建立往往缺乏坚实的本体依据，容易出现价值虚无主义。而《系辞传》则将人文价值建立在具有超越性、元创性的宇宙精神的基础上，宇宙本体即是价值本体，这一思路极具启示意义。本文原载《国学学刊》年第1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归藏》研究”（编号15CZX）的阶段性成果。
[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2]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62页。
[3]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4]关于《系辞传》“易有太极”的说法，朱伯崑先生认为这里的“太极”是作为筮法的概念而出现的，笔者认为这里的“太极”具二重性，既是筮法概念，也是宇宙论概念，是宇宙生成之源，《系辞传》正是借宇宙生成论赋予了《周易》筮法以神圣性。朱伯崑先生说见氏著《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北京，昆仑出版社，年版，第73页。
[5]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6]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7]蒋溥：《御览经史讲义》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9]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0]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12]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13]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14]朱伯崑先生将这段论述的意义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将《周易》的基本原理，概括为‘一阴一阳’。”其二，“将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法则概括为一阴一阳。”其三，“就其理论思维说，是承认事物存在着两重性，并且要求人们从阴阳两方面，观察事物的性质”。“此命题，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参见氏著《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北京，昆仑出版社，年版，第88、89页。
[15]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10页。
[16]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10页。
[17]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19页。
[18]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9]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20]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21]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2]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3]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25]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26]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27]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年版，第、页。
[28]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9]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60页。
[30]叶采：《近思录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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