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老子其人（见《僧人眼中的道德经——老子与佛教》），于佛教观念基础上的定位，我们进一步观察《道德经》的思想。当然，看《道德经》，不能够只一头钻进八十一章去，而要旁读一下《庄子》。
老庄思想颇不同（天道人谋）
《道德经》虽被确定为“载道”之书，而“道”的情况，绝不可能只是单纯而一眼即可鉴之的事物。即使在佛门，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绝不是单一定义就可以了事的。有部的“菩提”是大阿罗汉的涅槃果，唯识的“菩提”是清净的如来藏性，中观的“菩提”是不二的空性。
如果，仅在单纯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作比较，《道德经》的思想很有可能更为清晰无杂地呈现。于是，我们找来历史人物的庄子，借他的思想来对比《道德经》，以期获得对于老子《道德经》更为准确的解读（有言：《庄子》为《道德经》的注解书）。
生死观不同
首先，他们的“生死”观不同：庄子对生死的看法来源于他的宇宙观。他认为，既然万物本来同气，那么死生成毁，都不过一气所化而已，因此是“假于异物，托于同体”的，是“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的，是“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的。假定有人在悦生而恶死，庄生是会笑话的！庄子对待生死是如此潇洒的一个人。对于“好生畏死”的人之常情，他甚至有“讴歌死尤甚于讴歌生”的倾向，是“人之常情好生畏死”最强有力的对治！他的生死观，是“齐死生，一成毁”的。
老子的生死观，显然与庄子不同。他常谈“生”，常谈“育”，很倾向于《易》书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颇有对好生之德的激赞，如：“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大道汜（sì）兮，其可左右。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万物得一以生……万物无以生，将恐灭”；“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很明显，老子常说道生万物，且偏说生，不说死；庄子“本天”言，老子“近人”言，人情好生恶死，因而常说“生万物”等语。生死问题上，庄子多“天上”，老子重“人间”。
常、无常观不同
其次，他们的“常、无常”观也是迥异的。庄子认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行尽如驰，莫之能止，日夜相代”，他以“化则无常”，如《中庸》“以化为常”，否定人事中有“常”的存在。庄子所主张的“无常”，每由一人的形色迁化不居来证实，如《齐物论》云：“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而老子谈道，偏重人事，书中时时谈常，而不说无常，如篇首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的心目中，人间是可以有一个“常道”，也可以有一个常“名”的，这二者，都可以“有常”。而庄子只说“言未始有常”，又说：“仁，常而不成”。在这些问题上，老子主张有常可久，即：
形虽化，而有其不化者曰“象”。于迁化变动不居中，形虽不停，然留其象，智者玩索，逆推其形，“执古道御今之有”。
佛教三法印概念中，庄子的“常法”理解，多像大中观；而老子，则类同《楞伽经》所示的真常不灭思想。可见，庄子重“天理”，老子则就天道而挽合之于人事。
“道”不同
老、庄的“道”，也颇为不同：庄子的道，乃指天地实相；老子的道，常偏于就近人事者言之。庄子曰：“不可以言传”，既不可以言传，所以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以道为天地之实相，实相迁流不停，新现故灭，日往月来，方生方死，死生一气，故后人有谓曰：“庄子知有天而不知有人。”他的故事也叙述着他的豁达与洒脱。
老子言道，既重人事，则所云天道，常偏就人事说之，如云：“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又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又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治国观念不同
老、庄于“治国”，其主张也颇有不同。庄子思想中，政治思想几乎是一件多余的事，他不认为人生社会上有“兴教化”与“立法度”的必要。因所谓“教化、法度”都是立起一个标准，让一切地方一切人群都去奉行，以求得领导一切以归向此一标准，又求能限制一切使其不远离这一标准。
他的思想，几乎快要接近无政府主义了，但其书中并未明言无君论，也并未明确主张“无政治、无政府”，只是谈到，一个理想的君王应该是：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
他的看法，于民众而言，皇帝几乎要成为若有若无的“虚无体”，而却又可以发生理想政治的许多作用，他说：
南海之帝为儵（shū），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极似游僧令小沙弥学规矩公案）
庄子的理想是，人间的君王必无知与无为，无所恃又无所喜，近乎没有，因而才使一切人皆可各自有一己所宜的标准和道。而君王反而不能有私下的标准与道，甚至不能有“人皆有之”的“七窍”，因为有了“七窍”，就会有知有为，自恃自喜，不能做君王了。这样的君王理论，虽然高明，却几乎是玄想，不合实际（上世纪50年代，有禅和子参虚云老和尚上云居山，见老和尚由架房［厕所］出，大感诧异，离云居而去。难怪《阿含经》云，“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看来人之常情也是如此）。但庄子一直这样认为，一切人一切物，皆有各自立场与地位，不该互相支配、互相领导，他希望一个绝对的“大平等”。他的治国理想，以下民为主体。
老子《道德经》则实际得多，他说：拿现在的眼光看，像是以“无私”为手段，以成就其私下的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太了解人性了。
政治的话题，若以庄子的话说，是“不当如此做”，而若老子，则说为“不敢如此做”，存心自有差别。
老庄不同思想的总结
总结以上所说，中国文化史上这两位智慧导师，均以各自的思想，对当时的人类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产生着持久影响。虽然同为道家，同言大道，大义相通者十之八九，尽人皆知，但是，同在大道范畴内，其不同之处，历历在目。是否佛门解脱之道，有中观、唯识两系，性、相两宗，而其未证涅槃之道，也存在两条路线的通轨呢？
庄子重天而言人，老子本人以言天；庄子是个逍遥洒脱的人，一切功名权利漫不经心，其所想像的真人、神人、至人、圣人，都无意于人世，都不愿在人世间的俗务上沾手，即或不得已沾上了，仍是“心神不属”，仅是一种不得已；而老子看起来好像比较“务实际”，其思想的暗示作用，则具备了引人安于名闻利养之世俗生活的余地，形而下者，甚或启发权谋的智慧。
的确，这是两条路线。对于道的两面性，我们从佛法的流派中，早就有所认识了。钱穆先生有云：
故尝论之，庄周之与老子书，譬之佛经，犹般若之与涅槃也。
般若扫相，涅槃显性；庄主于“扫”，老主于“显”……庄子所重在天道，老子所用尽属人谋也！
当然，这是钱穆先生为了研究“老子与孔子谁早出”时提出的个人观点，我个人同意他的研究，只是不完全同意他“老子尽在人谋”的总结。因为，用坏了是人谋，善用呢？
般若扫相，涅槃显性；庄主于“扫”，老主于“显”……庄子所重在天道，老子所用尽属人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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