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尤橐龠乎？虚而不屈，动之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第五章》解读：
将本章分解为三节如上，下面分节解读。
1、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在历代对本章的解读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这里所提出的“圣人不仁”。为什么？
因为“仁”，几乎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子曰：仁者爱人。”人是社会动物，必须互相慈善，才有可能合作，才不会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不会是零和游戏。而作为当政者，更应该以仁慈为本。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见《孟子?尽心章句上》）。
所以，当本章老子提出“圣人不仁”，读者感觉这又是个“毁三观”的观点，让人无法接受。
我在前面说过，《道德经》行文的魅力就在于“正言若反”，以达到当头棒喝的效果，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老子提出“圣人不仁”，是遵从道法自然的原则，从“天地不仁”引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先追究一下，“天地不仁”是什么意思？
切入点在“刍狗”这个关键词，历代考据家有两种解读：一个版本是：草扎的狗，先民做祭品用的，祭祀以前，会对草狗精心伺候，认真对待；等到献祭过后，则弃置路旁，随意践踏。
另一个版本是：刍狗，刍，指的是牛羊等草食性动物，刍狗，分别是指牛羊和狗，这些家畜，有用的时候养着，精心伺候着，没用了就杀掉吃肉。
两种解读的具体涵义差异虽大，但引申出来的意思却是一样的：万事万物，当兴则兴，当灭则灭，纯属“咎由自取”，天地并不怜悯之。所以说“天地不仁”。
但仔细想来，天地果然不仁吗？
文革时期，有句著名的歌曲，里面有两句歌词：“……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如此说来，天地并非不仁。
那么，天地的仁，与人们一般观念中的仁，差在哪里呢？
差在刻意/非刻意；差在主动/被动。
第一，天地对万物的仁慈是被动的、非刻意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夏桀亡。万物只能主动地迎合天地的运行规律，不可能是天地被动地屈就万物。这也就是西方生物进化论的基本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而人们一般观念中的仁，则是如母亲对子女的关爱，要风给风，要雨给雨。又或者儒家所谓统治者对百姓要“爱民如伤”，要像对伤病员一样地精心伺候，满足其各种需求。
第二，天地的仁慈是无所偏私的，是普适性的，而并非特惠性的。太阳泽被大地，雨露滋润，万物都受其恩泽，却没有给予某些生物特别的关照。好比我们看到在森林里的景象，各种草、树木，竞争阳光，谁争上是谁的，争不上就死掉了。又或者如草原上的野牛麋鹿，谁跑得快谁有生存机会。不可能说有个小鹿刚生下来，还没学会跑，天地照顾一下，不要让狮子吃掉。也不可能说有个鹿平常跑得贼快，只是昨晚上不小心崴了脚，跑不动了，请天地仁慈一下，等它的伤养好了再和狮子赛跑。
而一般观念中的仁慈，则往往带有特惠、偏爱的成分在里面。如上举例子中的麋鹿，考察队员遇到此种情况，总是忍不住要出于“不忍人之心”，“偏私”一下。
总之，老子本节的意思，就是要统治者师法天地自然的仁慈，而放弃人世的仁慈。
那么，这有什么道理呢？老子在下一节给出了理由。
2、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之愈出。
解读这段话，切入点在“橐（tuo）龠（yue）”这个关键词，前者是风箱，后者是笛箫，作为古代日常生活娱乐用品，二者都有个共同点：一方面，里面都是中空的；另一方面，当我们拉风箱、吹箫笛的时候，里面却有风不断地涌出来。
天地之间，就像风箱和箫笛一样，是中空的，里面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万物。动之愈出，谁驱动之？万物自身。
这个道理用在人事上，如何理解？
那就是，圣人之治，是被动的，百姓则是主动的。
这一段的含义，与第一段的含义，是相互呼应的。也使得我们更理解第一段所谓的“圣人不仁”，指的实际上是无为而治，不是主动的施与，而是被动的回应。
3、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那么，为什么圣人之治，就不能更富有热情，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大包大揽呢？
老子在第三段，用短短的八个字，给出了理由。
“多言”，在统治者来说，就是发号施令，进而动用权力人为干预，干预的内容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追着施与；另一种是施与呵护中，还有所偏私。
那么，老子说了，“多言”的结果是“数穷”，意思是统治者并没有无穷的执政资源，早晚搞不下去。
既然如此，又该怎么办呢？
不如守中！关键是这个“中”，如何理解？
直接的意思是中空。但是进一步玩味，还是两层意思：
第一，被动性。这里面有需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天地如萧笛，里面是中空的，一切的作为，都看百姓自己。另一方面说，天地如萧笛，又不是不存在的，它毕竟给出了一个确定的条件。
第二，普惠性。对于百姓之间，并无特定的偏私，完全靠个人努力，谁争取到是谁的。
阐发：
本章可以看成是老子对其无为而治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即统治的中立性原则----的解读。对现代社会有丰富的启示意义，以下谈三点：
1、统治的中立性原则，是基于政府统治资源的有限性。政府的统治，必须有资源基础作保障。理论上来讲，政府的统治资源为零。政府不生产一斤米，不生产一匹布。政府的执政资源，显然来自于权力的垄断，对百姓的攫取。
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资源的彻底垄断，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家思想得到极端表达的秦代。一切权力都归国家，然后“利出一孔”，百姓要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听国家的话。
在战国时代，秦国的“农战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百姓为了活命，必须要么多种庄稼多交粮，要么多生孩子多打仗。秦国因此而成霸业。但农战政策成功的背后实际上有个历史条件，就是在兼并时代，做哪国百姓都一样，都逃脱不了这种种地打仗的命运，所以，秦国的百姓听从了，并且支持了国家。
等到秦统一了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历史已经转为安定和平，民意希望休养生息，但是在秦的统治下，沉重的劳役税负仍然不能挣脱，结果陈胜吴广几个农民工一招呼，全天下都反了。
秦朝的沉重负担是用于皇帝穷奢极欲，但是，设若有政府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公共目标。也还是不行的。
计划经济时代，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个时代，政府对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垄断超过了秦朝，达到了极端，但施政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一切来自群众，一切为了群众。”
但是怎么样呢？
政府越是大包大揽，百姓越是束手束脚；政府越是勤政爱民，百姓越是如残废人，最后，所有人都变成残废，等着政府拯救。
仅就农业来说，正如路遥在其小说《平凡的世界》里所揭示的那样，要政府官员来指导世代为农的农民怎样种地，结果造成瞎指挥和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农民长期挣扎在饥寒交迫的生死线上。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提出到年实现四化的目标。有日本学者就论证，根据当时中国的国力，分配到农业上的资源，估测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间，到年根本不可能完成。
结果没想到，邓小平只是出台了一个政策，“承包制”，放开了农民的手脚，激励了农民的自主性。短短几年内，农村就是先了“梁满刚，油满仓”。到了年前后，大多数农民家庭都有了农用车，种地则靠专业的农机队耕种。而这一切，都是农民自发投资实现的，政府没有投资一分钱。
邓小平改革时代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政策相比，暗合老子的政府统治中立性的原则。
2、特惠与普惠。统治的中立性原则，还涉及到特惠与普惠的问题。这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治理最有启示意义的地方。
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实行承包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央遂把这个成功药方用在城市国有工业体制改革，结果却招致了彻底失败。
事后比较起来，就很清楚，农村承包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制度规则，全国适用，至于说全国各地的土地肥瘦差异，各家农户的劳动力多少，等等，基本上一律不做考虑。
而城市工业企业承包制就不同了，以钢铁行业为例，各家企业承包合同都不一样，宝钢是包盈（即保证某一个盈利技术的基础上，如有更多盈利，则企业可以按照某个分成比例留成自用），鞍钢是包亏（即保证某个亏损基数的基础上，如果企业少亏，则少亏的数额按照某个比例由上级财政提供补贴供企业留用）。
同一个企业，不同年份，承包基数和留成比例也不一样。比如宝钢，头一年利润基数是1个亿，留成比例是50%，结果当年宝钢盈利两个亿，企业提成了万做留成，上级主管就不高兴了，觉得企业居然这么能挣钱，于是下一年度，就给你定一个更高的利润基数，更小的超额利润留成比例。
结果，国有企业的承包合同就变成了活的，变成了上级主管可以人为操控的东西。既然如此，企业就不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市场，研究更新改造，研究成本管理提升上，而是用在和上级主管讨价还价上。如此以往，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没有提升，仍然躺在国家身上打滚儿耍赖。承包制失败了。
而农村就没有这个问题，农民知道一旦承包合同定下来，就是死的，多的少的全凭自己，也就只能一门心思用在勤奋耕耘，向土地要更多的余粮和效益上。
对于这个刚刚发生不久的失败案例，政府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在年代以后，尤其是在年代以后，面对产业升级，仍然是动用各种产业政策，对企业施加各种特惠。
政府的意图是，通过各种产业特惠政策，将有限的资源供给少数有希望的企业，引领国家的产业升级。但仍然整体上遭受了失败的命运。
首先，谁是国家产业升级的引领者？不是由企业自己努力行动，由市场自然选择，而是由政府选择。
政府选择了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做产业升级的引领者。以汽车行业为例，政府对一汽、二汽、上汽等央企，要钱给钱（股市圈钱、银行贷款），要政策给政策（关税壁垒、汽车产业名录）、要技术给技术（强迫外企与这些企业合资，搞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
结果二十多年搞下来，真正可能成为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品牌希望之星的，反而是比亚迪、吉利、长城、长安，这些爹不亲娘不爱的民营企业。
其次，对一些高科技产业，各地政府也是大肆搞所谓的经济开发区、高科技工业园、高科技创新企业孵化器，等等。
进园区以内的，政府给予税收、财政补贴、信贷、土地等各方面的优惠、保护。结果，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园区本身形成了一种非市场的优惠生存条件，企业可以赖在这些优惠上过的很滋润，哪里有动力去搞高科技创新，于是就生出了“不找市场找市长”的怪胎。
计划经济时代的一面红旗“大寨大队”衰落了，队长郭凤莲找到总理朱镕基，希望获得一些优惠贷款，让大寨这面旗帜在市场经济时代重振雄风，结果被朱总理顶了回去：我给你这些优惠，那其它千千万万个大队怎么办？如果你是靠中央的优惠重振了雄风，那你还有什么示范意义？！
道理是清楚的，可惜后来的当政者们在产业升级政策上没有搞清楚特惠的温柔陷阱，没有认识到普惠才是王道。
本章的中性原则，还可以用在企业管理上。那就是企业应该尽量用制度去管人，领导人要尽量少用私恩。制度规则订好了，谁贡献大就自动奖励谁；谁冒头就提拔谁，“谁升起谁就是太阳”。
3、中性原则还可以用在与朋友交往，待人接物上。
孔子说：对国君劝谏太过，会招致侮辱；对朋友劝谏太过，会招致疏远。
里面蕴含的道理，其实就是待人接物上的中性原则。作为臣子、作为朋友，有义务提出自己的忠告，但是对方硬是不听，也就算了，一味劝谏，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招致疏远和羞辱。
《道听徐说》讲座
主讲：徐华
内容：结合个人生活感悟、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研究心得，对《道德经》进行逐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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