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编排老子故事的人太多了，连老子到底何许人也都造出了好几个地方，大江南北哪哪都有老子故里。
其中两位编排的最有模样。
一个“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把老子事略写进《老子韩非列传》里。这时候老子还没有“位列仙班”，普通人一个，是孔子的老师，从他的官职来看，说他是当时所有求学者的老师都不为过。谁有了不懂的事就来求教他。就像现代人有不懂事情就百度搜索一样。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充当“资料库”的角色。
汉初，黄老之术盛行，老子的政治地位被抬地很高，上天入地，“太上老君”，可谓“没身不殆”。
另一个是“民族魂”鲁迅。鲁迅把老子的故事写进《故事新编》里，写尽了老子的窘迫，在函谷关被关尹喜打劫出一本《道德经》。交付了这五千个字，老子终于骑着青牛悠悠而去。
还有很多人编过老子出关后到了哪里，这里就不在讨论了。就好像看了《红楼梦》有就有好事者写“红楼后梦”“红楼遗梦”什么的。
有一个严肃的问题需要读者们思考的：《道德经》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老子所写有没有目的？可以从以下几章找找线索。
老子的“爱与耐”。“道”是恍惚中“物”，在眼见为实的时代“眼见”尚不可得，更何况看见了也无从明白。
万事万物具有不断转化的两面。什么是长久？“道”才长久。老子的相对论。人、地、天、道，层层套着，绝难更改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当老子身处一群狂欢者当中，所有人的笑脸无不狰狞，所有人的舞蹈无不扭曲；在一场盛大的盛筵中，所有人吃香喝辣，狼吞虎咽，老子只觉得吃香难看。我想这时候老子一定在忍耐着，忍耐着所有的喧嚣，只愿在心里保留一丝的宁静。
置身狂欢的洪流里，老子为什么不大声喝止，讲出些煞风景的话？不会有人听，再者何必减少他们几分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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