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人类起源之后，人类就和自然界的关系密不可分。人类社会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决定每个时代的根本来自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不同。
参照其它动物，人类的肠道结构复杂，符合素食动物的特点。上古时期人类的生活就是由纯素食向肉食过度，而素食和肉食相结合的饮食方式开启了人类的狩猎时代。
随着对自然界认识和认知的加强，而生产工具开发和改良，特别是弓箭和长矛的使用让人类在狩猎的捕获大为提升。而捕获大型猎物所需要的团队协作关系让人类开启了群居之旅，这种以血缘为主体的群居关系让人类慢慢进入了群居的氏族社会。而氏族社会之间长期的合作和斗争关系促进了部落的产生和灭亡，经过长时间发展而进入了农耕时代。
狩猎时代开启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要想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就必须了解日月星辰、白天黑夜等自然状况，学会观察白天太阳东升西落，夜晚明月当空以及满天的星辰闪耀。也必须了解雷电风雨、暴雨洪水等各种天气状况，学会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去劳作，而在暴雨交加等恶劣的天气下躲避风险。
确定方位而利用日月星辰定位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能。学会白天利用太阳、晚上利用北极星是定位的基本方法。掌握并主动适应天象，跟随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寻找食物和猎物。并找到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是狩猎时代能够生存的先天条件，也是人类能够进入农耕文明的必要条件。
农耕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古代对天象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古人利用相对位置不变的北极星让自己不再迷失在茫茫的黑夜里，也利用变化的星宿来指导生活，这就是移星易宿。
“移星”是指根据北斗星的变化规律而掌握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即北斗七星斗柄方向在不同季节的不同变化。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易宿”是指二十八星宿在不同的季节在天空中的易位。二十八星宿是根据八卦的四象模型而发展出来的天文模型。中国将天空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东南西北即为四象，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表示，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星群。四象分布于黄道四周，每象分为七个部分，称为七宿，共计二十八宿。结合位于中央的北斗七星的变化，就可以明白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化。并进一步根据星宿的变化和太阳日照的关系算出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回归年的四个极值点，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时”，也叫做二至二分。
有了四时和春夏秋冬的确立还不够，再以四时为中心，根据太阳的回归年黄道轨迹，再确定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极点，即“四立”。有了“四立和四时”，再结合动植物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人类就可以开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了。《尚书.尧典》中记载，尧帝团队确定了一年为天。并结合太阳回归年和月亮的周期变化，利用补足闰月的办法将太阳历和月亮历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传统特有的太阳月亮历，即农历。
中国在汉代武帝时期，以八卦为运算方法，将八卦和四时四立结合在一起，在根据八卦的每一卦对应三爻，总计有二十四爻。将每个四时四立分成三段，这样就产生出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业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根据每个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在二十四节气里都有准确的适合播种和收割的时间表。有了强大的农业为基础，才能创造出强大的中国文明，这也是中国文明能够不中断地持续几千年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很好奇中国古人为何计算出如此精准的天文结果？其实上古时期的人类就是使用简单的圭表和矩尺为基本的测量工具。关于中国古代的计算方法在《周髀算经》中有详细的记载。这本书采用最简便可行的方法确定天文历法，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囊括四季更替，气候变化，包涵南北有极，昼夜相推的道理。
国家制度的建立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愈演愈烈。早期的争斗是为了食物而开始，慢慢发展为争夺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源的斗争，后来再发展为文化冲突的战争。
当人类进入群居时代，便开始有了血缘的关系，并以此为纽带逐渐形成家庭和部落。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人类之间便开始开始了为争夺生产资源和生存资源而斗争。人类的争斗最早从家族内部的械斗开始，在此基础上发展为部落和部落之间的群殴。在争斗中，有的部落发展壮大，而有些部落则慢慢消亡。部落和部落之间如果能够达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样就会慢慢强大起来而发展成为国家和王朝。中国上古时期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了国家的雏形。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没规则向有规则方向发展。当人类开始群居的时候，就会产生原始的规则。而当人口越来越近中而产生城镇的时候，制度便随之而产生。只有通过制度来约束、教导及规范人类的行为，人类才能减少争斗而相互生活在一起，由此便产生了法律制度。
国家的形成和治国之道的建立
国家形成的原因多且复杂，很难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世界上国家的形成和毁灭的原因。但不可否定的是国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而战争是国家产生的根本。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所产生的权力平衡是国家得以发展和壮大的前提。
决定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人和装备。在冷兵器时代，拥有更多可用于战争的人口就取得了赢得战争的先决条件，而如果拥有更多的战争资源将会更大可能赢得胜利，如武器、战马、后勤等。战争的胜利意味着更多的生存资源，如果想取得战争的成功，就必须在人和装备上取得战争优势。这无疑会导致更多的部落之间的合作而产生国家，而国家之间的不停兼并又会形成大的国家。国家的产生带来法律制度建立的同时，也带来了道德规范的建立。
法律制度是通过用来打击不良行为而规范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而道德规范是通过鼓励和激励有益的行为去规范社会行为。法律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两大社会管理准则，如果不强调道德而只强调法律，就会产生严法酷刑而引起民变。同样如果只强调道德而不重视法律将会让道德成为一条空文。只有道德和法律并举，才能规范个人行为，弘扬社会正气。
怎么样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寻找平衡，并切实地执行下去。采取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治国之道。
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
秦孝公时期，商鞅在变法之前，曾经向秦国推荐了三大治国之道：分别是尧舜的帝道；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王道；春秋五霸时期的霸道。这三种治国之道基本上就是从炎黄二帝开启的上古时期到秦朝的治国原则。
帝道自炎帝和黄帝开始，参考尧、舜等五帝的冶理方法，讲究先圣后王，无为而冶。即贤德的领导者带来大家努力工作，百姓效法圣贤为人处事。“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干，恰恰相反，讲究的是顺应自然而为，不妄为。这样的治国之道居于生产资料和生产环境的相对丰富，国家不与民争利，民间资本得以积累，进而推动工商业的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国家结构松散，民众国家观念不强，很难形成强力而又大一统的国家机器，也很难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如战争、天灾等。
夏商周几个王朝都部分使用了王道治国的原则，在周王朝采用礼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治国方法将王道推向高潮。在这样的制度，百姓不再效法领导者，而是依据礼制生活，从而造成了几百年天下太平、百姓康宁的盛世。这种治世的的方法就成为黄老之法，到了明清时期依然被很多人推崇。
霸道治国方式来自春秋时期，即国家推行一套强力而高效的治国方针，鼓励大力发展让国家富强的方法，强化国家的军事力量，加强国家对人民的管理和监督。霸道治国最大的弊端来自于国家自身的消耗，很难长时间持续。
无论是老子、孔子、孟子还是韩非子等集大成者，他们推崇的治国的方法都可以从六个方面来阐述，即道、德、仁、义、礼、法。老子推崇顺应自然、效法天道的无为而治；孔子推行德治，讲究君子的品行；孟子讲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爱思想；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则讲究以法、势、术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主张将百姓禁锢在特定的范围内。
中国自汉朝到清朝这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结合了道、儒、法三家。以道家为本、儒家为形、法家为用。自汉代治国讲究以德为主、以儒为表、以法为用。历代统治者巧妙地将法家思想纳入儒家体系，礼与法相融，以礼代法，以法行礼，这正是荀子的“帝王之学”的核心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法治和人治相统一的治国理念。
但荀子治国的基础是黄老之学，只有在结合了帝道和王道的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帝王之学，才能将国家推向颠覆。大汉盛世和大唐盛世都是以黄老之学为治国之道，而将国家推向成功的。大部分王朝都在采用荀子的“帝王之学”的时候，忽视了黄老之学这个载体而带来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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