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把公元前年前后，同时在古希腊、中国、印度等世界各地出现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为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可谓是人类最重要的一次群星闪耀时，于中国而言，这一时代大致开始于春秋末期，并最终在战国时代达到全盛期。本篇书评论的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现并至今依然不过时的著作—《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老子》，在历史背景上具有大量的争议。本篇书评不追求考据，所以仅仅列出几个具有争议的重点，而不加以详细论证。
首先是有关作者，本书作者老子究竟是谁,一直存在争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举出了老子可能是周守藏室之史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三人的可能，但司马迁并不能在三人中给出明确判断。近代以来，郭沫若、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等学者也都对此各抒己见，在老子身份问题上众说纷纭，没有决定性的判断。
其次关于成书年代。由于作者的身份就具有争议，《道德经》的成书年代也就具有了争议。不过大致可以认为《道德经》成书于战国时代。《道德经》作为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环节，其思想承接杨朱主张的个人意识，又在《庄子》成书后，被文献大量引用。所以可以认为《道德经》成书于杨朱之后，《庄子》之前。
孟子（约前年-前年）曾经对杨朱学说猛烈批评，认为其无君，是大逆不道。但孟子却对老子学说毫无评价，可以认为这是由于《道德经》在孟子时代还未出现，或者出现了却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意味着《道德经》是在孟子同时代或之后出现的。所以大致可以判断《道德经》出现于战国时代。
关于老子及《道德经》，还有很多的误解，这里也稍提几点。首先关于孔子曾拜访老子，授其教导这件事，这大概是场有计划的宣传，而不是事实。
老子所处年代虽有争议，但多半晚于孔子。道家学派作为后起之秀，敌不过儒家，于是就编造了孔子受教于老子的事，来争取一些学术主导权。而儒家也接受了这种谎言，甚至添油加醋，续编了孔子问老子礼制的故事，使得老子也显得儒家化了。但《道德经》中明明白白写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话，孔子怎么可能在礼制上向老子请教呢？
请教
《道德经》不是权谋之书、兵法之书、气功之书或宗教之书，它仅仅是一本哲学著作。
《道德经》崇尚无为，对统治者更是说“太上，不知有之”，定不是什么权谋之书；《道德经》明确反对动武，“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自不必说兵法；《道德经》讲解的是修身之道，并非什么气功运转；《道德经》用一个包含万物和一切规则的道构造了一个新的宇宙观，完全抛弃了天命观，也就更不可能支持什么宗教。
《道德经》总体上构建了新的宇宙观念—道，并借这种天道来指导人道，提出了治国和修身的方法，所以《道德经》仅仅是一部反映道家学派哲学思想的学术著作。
明确了《道德经》的属性，那就从道、治国、修身三个方面来看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一个视角。
道可道，非常道
《道德经》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共八十一章。其中约十四章重在论道。
在《道德经》的建构中，道是一种永恒存在、运动不息的万物之源和宇宙规则的混合体，它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基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虚无缥缈，无法直接感知却又确实存在，“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它超越时空，永恒的主导着自然和人间的运转，“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它生养万物，却无任何私欲，“衣被万物而不为主”，“万物归焉而不为主”，所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它公平公正，“以万物为刍狗”，质朴而敦厚，不偏袒，不有私心。
以这样的天道作为指导，《道德经》给出了治国与修身这样的人道所应遵守的规范。
治大国，若烹小鲜
《道德经》中约有二十六章重在谈论治国之道。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既然天地的运行规律不偏不倚，没有爱恨恩怨，没有仁义道德，那么圣人的治国之道也应该按照天道的规律，公平地对待所有人民，“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统治者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脱离人民。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相汇的地方，是因为其出于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百谷王”。
统治者们也应该效法江海，“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只有处在百姓的前方，为百姓挡风遮雨，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
对于战争，老子极力反对。他认为这会给战争双方都带来极大的灾难，“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要以不争之心对待战争，即便取得胜利也不能骄傲自满；老子反对主动进攻，主张防御性作战，认为哀兵必胜。
这些治国之道依然启发着今日的中国。编纂和实施《民法典》，政治上更加平等对待每个人，不因人的贫富贵贱而在政治、法律上有区别对待；同时高级官员到基层锻炼，更加紧密的联系普通群众；发展适当的国防，不学美国穷兵黩武，争当世界警察，面对边境争端，即便获得胜利也不咄咄逼人，而是能和邻居和平谈判。
无为而无不为
对于个人的修身，《道德经》也着重谈论。共有约二十六章重点是修身问题。
行道者应该宠辱偕忘，不为名利等身外之物所累。对待宠辱都应该抱着“得之若惊，失之若惊”的心态，反思自己为何有这种受宠或受辱的心情。同时应该“贵大患若身”，抛弃自己的私利，全性保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有着独立的人格，也只有这样的行道者才能被授予社稷的责任。
对待他人的嘲笑，行道者也不必在乎。因为“不笑，不足以为道”。屈原曾以醉喻世人，以醒喻自己。但对于行道者而言，自己应该是个愚人。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都好像有所作为，纵欲狂欢，而行道者却愚钝、粗鄙，效法于朴素的道。
老子认为圣人“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行道者把慈爱、节俭、谦逊作为人生的准则，从不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竭尽全力帮助他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只有这样才能求得自我人生的满足。
对于人生中的种种诱惑，行道者应该清心寡欲，懂得知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些诱惑只会激起人的感官刺激，给人生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行道者应该抵制这些物欲，不求纵情声色。
在我们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老子对于个人修养的劝诫，可能更是一副良药，让我们有所反思。
结语
正像《道德经》本身所具有的辩证色彩一样，身在今天的我们对于这样一本两千多年前的著作也需要辩证地看待。
《道德经》大致成书于战国时代，自然也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那时的人们对于宇宙、对于自然的理解都十分朴素，对自然科学当然更没有概念，反映在《道德经》里就是对规律和物质的混同，都用道来代指，这自然是需要扬弃的。
那时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如此这么广泛，人口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所以《道德经》里依然幻想小国寡民的桃花源生活，这放在当代当然是不可取的。
《道德经》中对“愚弄”人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推崇等，也是对那个时代战争频发，统治者纵情声色，频发、甚至乱发政令的偏激回应，绝不是什么有益的政治思想。
但瑕不掩瑜，即便受到了时代的限制，《道德经》的思想依然历经两千多年而耀耀生辉，其批判在如今依然振聋发聩，令人深省。
作者：Kotarou
初审：齐光
终审：柠茶
视觉：黄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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