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经》开始成为显学
公元前年，被坐大的田陈氏断了后代的齐康公崩，姜齐正式被田齐取代，史称“田陈篡齐”。田氏篡齐后，为了正“名”，选择了自己母国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抬出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出来，提出了“黄老之学”，一方面要以此压倒儒、墨、农、名、法等家，更重要的是，田齐的第二位君主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用以压制吕齐姜氏的始祖炎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以上古黄帝战胜炎帝而得天下的传说，证明“田氏篡齐”只不过是还天下于黄帝后裔的合法性依据。
齐田稷下学宫
于是沉寂了百多年的“老子学说《德道经》”混合“黄帝之学”，在齐威王建立起来的广招天下贤士的“稷下学宫”兴旺起来，“黄老之术”横空出世，《道德经》第一次成为诸子百家学说中的一个显学。
由此可见，《道德经》成为显学在田齐的出现，纯属是因为发生“田氏篡齐”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权力的作用，只有田齐政权的作用下才成为显学，并且成为篡齐的理论帮凶。
齐国田氏本来是陈国公子，因未能继承王位害怕被诛举家逃入齐国，投当时的霸主齐桓公，被封为齐国世袭的“工正”。后代到了齐景公时期，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玩乐、厚赋重刑，公室奢靡，仓廪中的布、帛、稷、粟放得腐烂生虫，百姓却生活无着，饿殍载道，劳役不止，稍有反抗，就被官府酷刑砍脚，田桓子看到了机会，借粮给百姓，大斗借，小斗还，厚德以收买齐国百姓之心，田氏一族这时期在齐国的势力发展，连国君齐景公也无力制止，田氏在齐国坐大，可谓深谙老子之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以其“七善”，“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道德经第8章》，夺得齐国政权。可见，《道德经》对君王的意义非同一般。
但是这只是对君王之争之术，争得王位后还有固守之术。《道德经》第80章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意思是（帝王应该）使（各诸侯或大臣的）领土（食邑）变小，使人民稀少，力量变小了，各种器具变得无法使用，政权就安全了。显然，老子是在为帝王出谋划策——小国寡民，分而治之。后至西汉景帝时期的“推恩令”亦是如法炮制。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老子》第37章），也就是说：避免动乱的办法就是要求人们过尽可能“朴”的生活（返璞归真）。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36章》”,韩非在《喻老》和《内储说下》中进行了反复的诠释。韩非认为，赏罚是君王的秘密手段；只能由君王一人亲自掌握，而且绝对不能公开，不能让臣民知道，否则就会被仿效，就会大权旁落，大臣们就会趁机收买人心或显示自己的威势，从而会对君王的权位乃至生命构成威胁。这就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道理。很多人把《老子》36章“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翻译成“国家的刑法政教不可以向人炫耀，不能轻易用来吓唬人”。这不是无知，便宜是误导！
二、《道德经》是一套系统的帝王术。其术分四类。一是政治措施，也就是基本国策，主要有：愚民、消灭文化、社会倒退、屠杀与恐怖；二是政治阴谋，也就是诈术，主要有：深藏不露保身之术、口蜜腹剑的欺骗术、欲夺固予的阴谋术；三是带兵作战法；四是帝王养生长寿术。
（一）政治措施
①愚民、虐民、弱民：“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意思是：不崇尚、器重贤能的能力，会使人民没有争当贤能的欲望。不以难得稀有的财货为贵，会使人民不产生偷盗和抢劫的欲望。不用能够引起冲动的事引诱人民，人民的心就不会乱。因此，圣人治理政事所采取的方法是：使人民清心寡欲，满足民众的温饱，人人都不强化自己的意志，人人都练就一副强壮的体魄。永远使人民的意识保持在无知识，无欲望的状态，即时有少数有才智的人明白如何去争名夺利，满足私欲，他们也不敢真的去做了。如果能够这样“无为”地去实践，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不长治久安的了。（参阅拙号《道德经》探秘点评第三）。还有比李耳这话更赤裸裸的愚民、虐民、弱民的坦率吗？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第65章》。因为知识令人利令智昏、肆无忌惮，唯其无知方可使人心无杂念而敬畏自然，敬畏天授的王权，所以，无知乃是崇拜神鬼与圣人的先决条件。若用先进的科技，生产率就会提高，吃饱穿暖后就会有各种奇思妙想，对统治秩序不利。因此，不给老百姓学习机会，这叫“绝学无忧”《道德经第二十章》。所以，他在第19章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法则、规则），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婴儿只有有限的欲望，他们距离“朴德”不远。所以，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道德经第28章》。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第55章》。赤子即刚生下来的婴儿，全身通红。由于赤子刚脱离母体，离生命的源头子宫产道很近，所以君王喜欢他的人民都有赤子之心，因此老子说：“圣人皆孩之”《道德经第49章》。“赤子”最早是老子所用的比喻。孔颖达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原来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是全身通红的，故称“赤子”。赤子之心形容人的心地善良、纯洁。老子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像刚出生的初婴一样，只要喂饱后就无知无欲，不争斗、不夺权，还要时刻期盼大救星的到来。
《道德经》告诉帝王只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自己装傻，另一件是把臣民弄傻，把臣民弄的无知无求，天下就太平了。总之一句话，民越傻越好，不傻也得装疯卖傻。
②贱民：“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5章》。还有什么比这更直白的吗？“天地不仁不义，视万物如同刍狗草芥一般，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却要君王也不仁不义，视百姓如同刍狗草芥一样。”分明是让帝王把百姓当做刍狗看待，表现了李耳反仁义、作贱民众的立场。为了掩盖老子的这一邪恶思想，有人极尽欺骗之能事，对这一句进行歪曲。陈鼓应胡说“圣人不仁”是“圣人无所偏爱”，现在的道粉们跟着以讹传讹。“仁”的意思是“偏爱”吗？（参阅拙号《道德经》探秘点评第五）。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道德经》第三十九章。句谓：所以尊贵（君王）要以低贱（民众）为根本，高大要以卑下为基础。
“大道甚夷，民甚好径《老子第53章》”。说民好走歪门邪道，这一棍子把所有的民众打成“歪门邪道”，分明是鄙视和污蔑。表达了李耳鄙视和贱民的思想。
③去智封口，扼杀言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道德经第45章》。这里的“静胜躁……清静为天下正”的静，就是要求刍狗们保持安静最好当哑巴。“静胜躁”就似焦躁的猎物在安静的蛇面前不知所措，被蛇一箭致命。
“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第57章》，就是说，我喜好的“哑巴”即“刍狗”成了民的样板，大家效法之，就很正确，国家就长治久安了！
“绝圣弃智”《老子第十九章》，按老子的逻辑，百姓贫穷，就是因为人们聪明智慧造成的，绝弃了圣、智后，才能“民利百倍”。道粉们会狡辩说，这是劝君王绝他自己的聪明和智慧，那么看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道德经》第81章，这是要绝谁的“圣”，弃谁的“智”？不是一目了然吗？老子认为，文明和智慧是动乱和罪恶的根源，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家不识字无知无识象工具一样，才容易创造盛世，因此极力鼓吹君王回到“民复结绳而用之”的时代，木偶式的愚民总是比有思想的民众容易统治。
老子要求禁技术、灭文字、禁往来，从而实现他的哑巴哲学的维稳目的。事实上，中国人被隔绝在一个个孤立的“洞穴”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每个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哪里是小国寡民，分明是家庭之间的相互隔绝。老子深知，断绝人们的横向联系，当每一个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就无力挑战君权的权威和秩序，社会就长治久安了。
老子提倡是奴隶道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要忍让，要“大辩若讷”。郭店《老子》云：“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季（稚）子。”这又是老子反对民众有智慧、反对辩论，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公共舆论的证据。老子连“五音”都反对，怎么能提倡言论自由？老子要废除文字，要“老死不相往来”，就是禁止知识和真理通过横向联系的传播。
老子把文化、智慧看成祸害，必须完全抛弃。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因此，帝王必须“塞其兑，闭其门。”河上公注：“兑，目也；门，口也。”可见，“塞其兑，闭其门”就是掩目赌嘴，封锁信息，使人们成为井底之蛙。故老子忽悠说：“五色令人盲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口味败坏）。”如果接触外界事物，会引起连锁反应，君王应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百姓成为唯上是从的无知无欲的刍狗。
老子反对民众学习，主张禁绝学术的“绝学无忧”论，这是同他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今有学者认为，老子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鼓与呼的。那时的庶民能识字吗？识字的途径都让他封死了，显然是胡说八道。历史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老子“绝学”、“绝圣”、“不尚贤”、“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鼓吹，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焚书坑儒，将学者当作敌人进行镇压的始作俑者。
第73章云：“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chǎn,舒缓)然而善谋。”（后面部分的翻译：天之道是不争而善于胜利，不言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而自觉到来，好像漫不经心实则随机应变、多谋善断。）显然，这个“天之道”就是哑巴之道，其表现，就是“不争、不言、不召、繟然善谋”。老子前面用“刍狗、水”来说明这个哑巴哲学，现在是用乌龟苟活来说明这个哑巴哲学的好处。“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这乌龟哲学可以防止“国人暴动”了。
在李耳的影响下，中国由原来一个重视尚贤任能的国家（三代之治的禅让贤能），后来变成了一个役贤、害贤、灭贤的国家。这种由先进变落后的历史根源就是老子去智的帝王术。在统治者看来，绝学无忧——国人象猪一样蠢的话，政权就可以万寿无疆。每个朝代新皇帝上台，为了绝学无忧，至少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销毁不利于统治的书籍资料如前朝的史料，二是消灭前朝的精英分子和新生的不满分子，以消除隐患。甚至还不惜展开对不同思想的大批判大改造大消灭运动，这就是李耳的“去智”术的罪恶。
（二）以诈为术的政治阴谋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德经36章》。有学者将其翻译成“国家的刑法政教不可以向人炫耀，不能轻易用来吓唬人”。这是何等的无知无良。，韩非在《喻老》和《内储说下》中进行了反复的诠释。韩非认为，赏罚是君王的秘密手段；只能由君王一人亲自掌握，而且绝对不能公开以便自己掌握伸缩自由，不能让臣民知道，这样自己永远站在法律之上而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否则就显示不出自己的威势，从而会对君王的权位乃至生命构成威胁。这就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奥妙，是制造恐怖的立威之术，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道理。很多人把《老子》36章“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翻译成“国家的刑法政教不可以向人炫耀，不能轻易用来吓唬人”。这不是无知，便宜是误导！
“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非以其不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6章）。“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72章）。这都是要统治者说谎，阴其谋、密其机，深藏不露，内中暗藏杀机，等待时机成熟一举消灭对方。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36章》，也就是说，你要想让对方收敛，就先让他张扬；你要想让对方削弱，就先让他加强；你要想废除对方，就先让他兴起；你要想剥夺对方，就先暂且给予。故意先让对方犯错误然后再收拾之，这是何等的奸诈虚伪？李耳的传人韩非子在《说难》中举例：郑武公想打胡国，就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胡君，以麻痹对方。之后郑武公问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说：“胡可伐。”武公说：“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武公佯怒而杀关其思。胡君闻之，视郑为至亲，遂不防备郑国。于是，郑国突然袭胡，把胡灭亡了。“欲取先予”的诡计是以随意践踏他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必然导致谎言盛行，诡计植入人心，这是口蜜腹剑的欺骗术，可以一招致对手死地，绝对没有对手的翻盘机会。
第78章云：“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主张君王应该象“水”一样表现出柔弱，以麻痹对手，必要的时候波涛汹涌，摧枯拉朽的消灭对手，这是深藏不露保身之术。
水利万物也争胜
梁启超说：“老学最毒天下者，权谋之言也。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此为老学入世之本。”又说：“老子既以破坏一切为宗旨，而复以阴险之心术、诡黠之权谋佐之，故老学之毒天下，不在其厌世主义，而在其私利主义”（《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老子反道德的邪恶思想和说谎话耍阴谋的手法已经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是带兵作战术
《道德经》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处于春秋战国之间，战事频繁，李耳主张不轻易用兵。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万一用兵须先占据道德制高点之上,且反其道而行之。
李耳朵告诉君王，发动战争时，要尽量向将士表达：战争是不祥的事物，不是君王我所尚好的，但对方太坏了，亡我之心不死呢，现在我带领大家去打这一仗是逼不得已。所以宣战要以丧礼的态度来处理，这是战前动员，哀兵必胜，胜利了也不要自鸣得意，要以丧礼的仪式来对待，要用哀痛悲愤的心情来祭奠战死的士兵，安慰其家属。注意李耳时代的士兵都是士族，不是士族以上等级的人是没有资格参战的，此时战场上杀和被杀人都是士族以上的人，并不是李耳说的“刍狗”们，士族是君王实施统治的民意基础和统治基础。因此李耳主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并非真正的反战，而是为了劝说君王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有生力量。
在具体战法上，李耳朵主张，“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反其道而行。用兵宜偏将军居于左边，上将军居于右边，保留足够的机动部队和预备队，万不得已才动用主力。以右为尊，道理是，能扛住灾祸者为尊。如七十八章：“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用兵，就是受国之不祥，承受住不祥之事，承受住灾难的才尊贵。所以用兵者，必须处于不吉祥的方位。这是李耳用兵思想，与正统用兵之道不一样。正统用兵布阵，重视左边，图吉利。例如《易经》中有：“六四：師左次，无咎（失误）。”这些战术思路都是李耳以诈为术的战法。
李耳的用兵思想，被后世的孙武总结、深化成《孙子兵法·势篇》：“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可见，李耳也是兵家的祖宗。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道德经》是名副其实的君王经，是帝王南面之术。
（四）是帝王养生术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记载：“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翻译过来就是：有人讲老子活了岁，也有人说他活了多岁，他是以修道的方法养寿的。司马迁的说法，只是依据传说，所以老子究竟活了多大年纪，他也不能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老子特别长寿。
《道德经》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tián）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显然这是李耳根据自己修养的经验，劝导“圣人”的养生之道，因为君王生活靡烂，一生沉浸的宫廷的“声、音、乐、酒、色”之中，这也是历代帝王大多短命原因，李耳的服务态度可谓细致周到了。
老子主张老子养生之道顺其自然（“道法自然”25章），君王应当过一种自然健康的生活。顺其自然，就是既不要刻意地放纵自己，也不要刻意地限制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人的本性。注意酒色的适度，恬淡寡欲（清净为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9章）。对他的精神修养、情志调节起着很好的作用。他极力主张维持清净不乱的态度，保持旺盛的生机（至虚极，守静笃16章）；李耳说“动而愈出”的运动观，保持生命的活力；“知神气可以长生，固守虚无以养神气，神行则气行，神往则气往。若欲长生，神气相注。这就是李耳朵的气功祛病方法，后来道家弟子将他这种气功方法称为练三丹(上丹田、下丹田、中丹田)，即练丹祛病。
《黄帝内经》中养生篇便是吸收了李耳这些养生的观点。但是，这些养生的知识不管对或者错，有效还是无效，这里姑且不论，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李耳的这些养生知识都是为君王准备的，因为“刍狗”们当时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他们没有条件读书去学习李耳这些养生知识，也不需要刻意去养生，天帝赋予他们的生命都没有活到，养生何来？所以，《道德经》中的养生术也是为君王服务的帝王术。请看：待续（下）
（感谢关敏先生提供的资料和逻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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