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道德经·第二章》
当然，解读的重点不在全段，而在于首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按照字面意思，似乎老子想要表达人们不应该知道美丑善恶，显得有些愚民的意味。于是，我们看到，许多权威注疏有意让字面的不合理表述变得合理化，而解释为：“天下人都知道美，丑就没有了，天下人都知道善，不善就没有了”；或解释成：“天下人都知道美，丑就显现了，天下人都知道善，恶就显现了”。但实际上，这无异是避重就轻了，依本文之见，老子的实际意旨正如字面看到的，“天下人都知道美，是恶事，天下人都知道善，并非善事。”但是，不希望人知道美丑善恶，果真是愚民吗？
综观老子全书可以发现，他的许多类似言论都和我们的固有认知相左。比如“大道废，有仁义”；“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教科书上告知我们，这是辩证思维，但实际上，老子与辩证法也是不同的，辩证法是由二得三，老子并不强调其中的二项对立。
从《道德经》开篇，老子就将认识论摆了出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什么意思呢？道本来是不可言说，不能被规范化，它虽然是法则，却没有具体原则。可是人的缘故，将冥冥中自然范畴里的东西，纳入人的理性范畴，同时将道的指意无限性削弱了。道是一种被感知存在，外在于人的意识，无所谓精神还是物质。如果没有人也就无所谓是否存在了，一切都是自然的了。人没有理性，或者不在理性的刻意下发展生存，就是符合道的，人刻意矜持于理性，强求原则，形成人的规范化道义，就背离了道。正如我们命名了事物，是将之符号化了，事物都成了人意志之下的符号，实际上事物本身并不需要名字，或者说外在于人的上帝那层理念里有本质的“名”，人类插此一脚，显然是对事物本质的损坏。当然人对事物的命名在人看来是非常有利自身的，而实际上对事物本质认识有隔离的，这是理性的刻意发展生存，在老子看来本质并非是好事。散佚文献中庄子有句精辟的解释：“离道以善，善名既立，则道之体亏。”这即是说，扬善即是在损善，因为善本是纯性的，而扬善又必然会显恶，人通过善恶对立观念而再次发现的善，已不是纯真的善了，这善也会是会转化和游移的。
其实，可以把道看成是一个单位，我们关于善的认识，实质是善的“可道化”“可名化”。可以结合柏拉图的理念观理解，我们观念内的善不足以作为客观善的标准，是失实的，而实质的善的标准在我们的观念之外，更高的理念世界。
人为什么形成了善恶的概念？我们的理性喜欢将无序有序化，将复杂简单化，将模糊清晰化，将抽象具体化，所以人凭借特有的理性做了事物的命名者。命名有三个等次，最基础的是命名自在事物及其状态，比如水、风、上、下，表现为人对客体的直观认识。其次是对感觉和行为状态命名，比如酸、痛、走、跳跃，这一层次是人深入到客体和自身之中的认识所达成的共识。最高级的，是价值理念的命名，常带有褒贬的色彩，最基本的就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理性还喜欢形成对立观，这种大概来自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自然的东西总有对立分别，比如一天有黑夜和白昼，一生又有冷和热，一个群体有男和女，所以人难免用这种观察的训练来看事情。任何对立思维两者都可以是硬币正反面，或者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硬币，若是存在，必然两面同时存在。像男女、昼夜、上下这些对立概念本身不应该有褒贬色彩，但是人类社会总是重男轻女，喜昼恶夜，求上耻下。是因为人在做衡量时，赋予了善恶的色彩，即关于价值的衡量。对立思维是人类的必然，偏向两者的一端也是人类的必然。
关于善恶，有广义伦理与狭义道德之分，广义伦理的善恶通常作为一个个体人对事物好与不好的评价，狭义道德善恶通常作为一个社会人参与到社会契约中，事情该不该做，做的对与错的被做的评价。广义与狭义善恶可以类比前人对两种善的描述。一种是事物自身善，一种是事物作为工具手段的善，其实有共同本质。比如今年收成很好，这是事物本身的善，而有人发明了促进收成更好的耕种工具，我们称其行为为善，另有一些人故意将这些工具破坏，我们称其行为为恶，其实我们评价他们善恶，是评价其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前者促进收成，后者不利于收成），至于行为本身客观来说，只是制作或毁坏了一个与我们的善没有直接关系的工具。我们的评价永远是相对预期或可能的结果而言，即粮食能不能收成好的问题。如果再进一步思考，粮食收成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肯定有利于我们的繁衍生存。所以在这里，粮食又成了我们作为工具的善，为了另一个更高的目的，如果一直问下去，可能有一个最为本质的目的，我们称之为至善，恶则是实现至善目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概念有三个逻辑层：言，象，意。我们读小说时，对情节冲突的在着意胜过对语言是否华美的在意，对主题涵义的关心又多于情节的关心，这便是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诗学与逻辑学，或者说感性语言与理性语言的本质不同就在这里，感性是用象来达意，理性是用言来达意，感性是无限的，所以“意”是无限的，不会限制人的思考，理性是有限的，所以“意”是有限的，就是语言本身。就是说，即便没有善的“言”，我们生活在社会伦理中也能形成关于善的象，而那样才更能接近意善，这便是“天道非亲，常与善人”。
不仅《道德经》反对人分辨善恶，《圣经》也用了一个有张力的伊甸园故事来表达这个意思，两部世界上最为神圣的典籍都在表达这个意思，是巧合吗？不是。两部经典的深刻共性就在这里，都能认识到无善恶概念才是最真纯的善。有人说，没有善哪来的恶，没有恶哪来的善，善恶是互相依附的概念，不能只存在一个，但事实并不是。所谓的“求善去恶”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心理，先定了恶是先天存在的。我们或许会提到“彼岸之善”，但没人认为有与之对立的“彼岸之恶”，是因为“至恶”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依据，是虚位。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将恶定义为“善的缺损”，正如黑暗是光线的无法直达。这虽有些诡辩的味道，但的确给了我们新的思考角度。
首先，广义的伦理的善是人人都追求，换句话说，人人都追求作为个体的善。这里可以借助柏拉图在《美诺篇》的说法，人皆求善，之所以我们眼见的现实并非如此，是因为其中一部分人把恶当作了善来追求，在我们看来的求恶在他看来是善的，另一部分人看起来并非求善是因为，恶本身给他带来好处，这恶已经成了相对他们而言的善。也就是在人的心理，有种伦理学上常提到的“趋利避害”本能，或者说“趋善避恶”，这足以否定了恶的存在的实在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说，善是动力，是人的主动追求，而恶是人的被动防守。引用莱布尼兹在《神义论》中提到的一句话就是，“恶没有动力性的原因，只有存在于缺陷的原因”。
其次，狭义的道德的善有“应该”的涵义，相对的恶则有“不应”的涵义，两者并非完全对应。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教孩子扶老奶奶过马路是善的，也就包含一层“应当这么做”的鼓励，如果孩子的对立思维想到事物的反面，没有扶老奶奶过马路是恶的，但是我们没义务如此，也不会因为没做这种事而受到谴责。也就是说，有些事并非是做了会受到善的嘉奖，不做会受到鼓励的反面，即被恶的谴责。当然，这样并不能深刻说明什么，仍然可以借助硬币思维，我们执着于看硬币正面的同时，也就产生了关于其反面的好奇心和“反面”的认识，但是我们不考反面决不知道反面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有了关于善的认知时，并非“恶就产生了”，而是“不善就产生了”，也就是说，不善是仅仅是一种关于“有反面存在”的思考，而恶则是对“反面究竟是什么”的思考。进一步说，即我们关于恶的概念是建立在善的基础上的，恶是对非善的具体认识。
由此我们得到了关于恶的虚位认识，再回到刚才的问题，如何在背离了彼岸之善之后寻找善的契机？前面已提到，“求善去恶”是一种存在状态，不可付诸刻意的行动去力图将恶消灭殆尽，走向极端的善也是一种恶。我们大概都听过美国人捕杀狼的故事，为了保护作为工具善的羊而将狼灭绝，随之带来的是羊对森林的破坏，得不偿失。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恶是一种“过”与“不及”的不适度。这里我们可以引入更高的评价机制，即关于善恶本身的评价，我们说，善恶的平衡是超善的，善恶的失衡是超恶的，姑且这种对善恶本身的评价称之为“元善恶评价”。可是又有了问题，超恶失衡是必然的，超善平衡是偶然的，不仅从经验的观察如此，甚至反物质理论来说明了此类问题。就物理学而言，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核外电子绕原子核高速运动。其中，电子带负电，它与原子核带的正电核数相同。原子核又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其中中子不带电，质子带正电。由于原子内带的正电和负电相同，所以原子为中性，是不带电的。反物质与物质构造相反，拿反原子来说，原子核由反质子（一个反质子带一个单位负电荷）构成，带负电；核外为相等数量的负电子（一个负电子带一个单位正电荷）。我们如果听到某科学家捕捉到一个反粒子肯定是件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