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年春天，在弗莱堡(Freiburg)的木材集市广场(Holzmarktplatz)与海德格尔的相会之中，得悉他对翻译老子《道德经》感到兴趣。当时，鉴于他只在夏天才有工作假期，他建议我们在该年夏天一同在他位于托特瑙堡(Todtnauberg)的小屋里，协力把《道德经》译成德文。我深信老子的思想，将有助于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人——事实上，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反思，于是我欣然地答允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完成这一计划，但我深深感受到这项工作在海德格尔身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一回，海德格尔告诉他的一位德国朋友，他透过与老子和孔孟的接触，对东方思想有了更多的理解。
一
我与海德格尔在年结识。当年，在北平完成了心理学和中国哲学学位后，我就到米兰(Milan)深造。我在圣库欧勒(SacroCuore)大学接受严谨的学院派训练的同时，接触了另一同样严谨之学问和新的思想深度。我被允许去旁听海德格尔的讲座。从此，我陆续地向他呈交了我的《道德经》意大利文译本[2]的一些部分，班内德托·克罗塞(BenedettoCroce)推荐我出版此译本。海德格尔也许在我的译本中发现了在别的译本中所没有发现的东西，不然，他又怎么会建议我们俩合作德文译本呢。
年11月27日那天，伯来斯高的弗莱堡(FreiburgimBreisgau)——座位于黑森林区(BlackForestregion)的、画一般的首府，它的美丽被一场空袭所毁了。因为弗莱堡被认为是划为了战役豁免区，所以空袭是出乎意料的。事前十二小时，许多动物和人们都显得焦虑和不安。特别奇怪的是：城市公园里的一只硕大的鸭子，它几乎耗了十二小时，猛烈地叫唤和鼓打翅膀。一般说来，人们都倾向于这么一个想法：野生动物从某些“空气中的”气氛变化中，能预感到自然灾害的发生。然而，空袭并非自然灾害，乃是由人类所决定和控制的行动。在弗莱堡城市公园湖旁为这只鸭子而立的纪念像上，铭刻着这样的碑文：上帝的创造物在哀哭、控诉和警告。我相信，这碑文不仅为灵学家，也为哲学家提供了思想的粮食。
我在此提及这些弗莱堡岁月给我的印象，是因为我在与海德格尔的交谈中，一再谈论到它们。我与许多的亚洲人一样有过共同的经验，那就是在尝试去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时，我们总是事先被告知，他的思想如何或为何对他当时的许多西方人，是这么样的难以理解或耸人听闻。[可是实际上，]他“带入语言”的观点经常可以在远东思想中遇到相似者。例如：中国与西方对“时间性”一词的理解差距很大，对于我们而言，这只鸭子不需要超常的能力，就能有那样的预感，因为万物都彼此联系着，在每一时刻中，都隐藏着整个过去和开放的未来。
就在被毁坏了的、碎片还堆积于大教堂四周的旧城垣当中，我战后在位于弗莱堡市中心的木材集市广场，首次与海德格尔重逢。所有的游客都因着该大教堂美丽动人的尖塔而赞叹，那是被称誉为全欧哥德式大教堂的尖塔中最漂亮的一座。我们中国人也认为它漂亮，但与西方人的欣赏角度不同。我们比较习惯于简朴的、古罗马式的教堂和皇宫，因此，总感觉到这类哥德式的建筑物在比例上缺少了什么似的，虽它是动人的，但却不协调。唯有明白哥德人对那神圣的崇高者的虔诚、思慕和敬畏的人才能理解这壮丽的建筑物。但就在年，城市依旧荒废，我们许多的相识和朋友们或重操故业，或有的却在战场上、被掳中或废墟下了结此生之时，我们却有幸劫后余生，重逢故地。然而，我们并非是逍遥自在的、无忧无虑的：我期待回中国教学一事仍未确定，而海德格尔却仍身处于不快的、官僚的和充满恶意的反纳粹程序中。
“萧先生，如果人们对于您同一段的文章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您会如何回应？”海德格尔这突兀和略带刺激性的问题叫我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呢？纳粹针对我的《存在与时间》中的某一段话，说：‘海德格尔先生，从您这书上所写的，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您不是雅利安人’。而现在，您的法国盟友却向我呈现同一段话，说：‘海德格尔先生，从您这书上所写的，可清楚看出您就是纳粹。’瞧！萧先生，同一本书的同一段文章却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被问得惊慌失措，难以想象欧陆人士竟能如此误解他们自己的语言。我的困惑部分地来自海德格尔的过去被普遍地误解这一事实。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于年至年任弗莱堡阿尔伯特-路德维希(Albert-Ludwig)大学校长，但他很快地就卸下这不幸的职位。然而，从何时开始，他不再认同纳粹主义者的理念和实践呢？他欲与他们合作一事是如何可能呢？在未悉真相之前，我曾假设海德格尔不仅仅是一“奉迎者”，而是一羽翼丰硕的纳粹主义者，不然他绝不会在年成为校长。人们如何能够想象海德格尔是“奉迎者”呢？
我挺能理解加伯里乌·马塞尔(GabrielMarcel)——一位曾非常尊敬海德格尔的人——的失望。当我在60年代到巴黎拜访马塞尔时，他对我说：如果海德格尔在战后没有维持他那顽固的沉默，如果他向人们讲一些关于他年的行为的话，那么，哲学界将加倍地敬佩他。这事实[海德格尔保持沉默一事——译者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们之间的合作。直到海德格尔临终后，我才知道他在那之前十年，在《明镜》(DerSpiegel)的面谈中，曾提到他担任校长一职只有十个月。海德格尔的智慧和伟大在此流露无遗！
长话短说，在木材集市广场，我情绪复杂地站在海德格尔的面前。然而，我却同时颇感同情：显然，海德格尔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不需要知晓《存在与时间》中的那一段文章，就可以坚决地断言不是纳粹、就是盟国之论点是错的。事实上，如果两个不同论点的支持者都是假冒的哲学家的话，那么，他们可以都是错的。该文章的内容肯定与这些谴责无关；而两个谴责者中肯定有一个是胡来的。可惜我当时没有询问海德格尔究竟哪一段落的文章是争议的焦点。
毫无疑问的，在战后，中国(就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说的：焦头烂额)是一可怜的赢家，事实上，即使它是属于世界的“四大势力”，它也只是“半个盟国”。(法国在当时更靠后，稍微倾左)。尽管如此，即使在当时我因着明白海德格尔被不公和愚蠢地对待而稍感不安，我还是带着胜利者平静的自尊站在海德格尔面前。与那同在的，是内心涌现着的一种与不公抗争的精神和力量。
这是一般中国人所共有的意识：我年轻时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阅读过许多关于强盗、武士和英雄的小说和故事。无论是强盗或英雄，他们都抗拒不公平：英雄不盗，而强盗劫富济贫。因而，中国人常有一需求，并以此为大乐：那就是反抗坏事，特别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反抗恶势力。
事实上，我正值无法为海德格尔做任何事情的时刻，虽然我是一位“半盟友”，但是我还是身处法国军队的管辖权之下，无法对待那些军官如同男学童，即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就如其它管辖区的军官一样，该当受到如此待遇的。无论他们是如何地宣称自己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十字军战士，他们身为战胜者，是无法摆脱军人的坏影响的。
正当我思绪紊乱之时，孔子(公元前-)以后最伟大的儒者孟子(公元前-)的慰言临到我。“海德格尔教授，您要我回应纳粹和盟友们对您的看法。我只能给您一个中国式的答案。我觉得纳粹和盟友那肯定错误的解释都证明同一件事：那就是在将来，人们必定要更勤勉地、更小心地研究您的哲学。如果它能被正确地理解，那么它对将来就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海德格尔看来深受孟子这段话的感动。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这个话题了。也就在这次会面中，他提出共同翻译《老子》的方案。我欣然地接受了。
二
夏季学期一结束，每星期六我们都在他位于托特瑙堡的山上小屋会面。我们的合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一个抗衡不公正的机会：我的一位朋友很乐意地把他的摩托车任我使用，以便这车不被征用。再者，身为“半盟友”，我每周收到一无价宝袋，里面满载着在当时的德国难以获得的各式各样的食物，如咖啡、可可、面食、香肠、牛油、香烟等等。我们一起分享这些食物。还有，到托特瑙堡的路上没有公共交通设施，非常难走。海德格尔太太为了让她的丈夫能有更多的时间做他那需用脑筋的工作，故此，尝试从镇上购买所需品，然后带回小屋。现在我身处于能减轻她部分重担的光景中。二十年后，那位我经常把我贵重的普奇(Puch)停泊在他那儿的农夫，很惊奇地与海德格尔提起这位在当时常去光顾他、还居然会骑摩托车的“中国人”。
首先，我们的翻译工作先从蒋锡昌(Chiang-Hsi-Chang)的《老子》[3]着手，该版本汇集了超过84个古本的比较，可暂时视为经过校订的版本。我们没有再咨询其它的翻译和评注，因为我们想尽可能地从老子自己的思想来诠释《道德经》。
首先，我们先翻译那些关于“道”的篇章，它们似乎是最难却最重要的。正因海德格尔思考事物的周详细密的特性，我们在夏季结束时一共才完成了八十一篇章中的八章。根据海德格尔的朋友汉斯·费舍尔–巴尔尼可尔(HansFischer-Barnicol)在他一个人拜访中所洞察的：海德格尔是“一位胆怯、非常害羞的人。他不仅具有惯例性的谨慎，也是一极其留心倾听别人谈话的人，他谦虚……善于思考。还有，在我看来，人们似乎不想毫无思考的处在这双眼睛前；那是一双真正了不起的、令人吃惊的、听胜于看的眼睛啊！虽然我不清楚海德格尔是否有幽默感，但是，他这双眼睛却能发笑。”[4]
在整个夏季的末了，只有十分之一的工作已被完成。我们可以想象在十年内或稍为短一点的时间中来完成这工作，因为其它的篇章不再那么暧昧难懂，而海德格尔也就不必以他那倾听的、寻根究底的眼光注视着我，同时透彻地、犀利地向我发问。现在我明白海德格尔的格言了：“发问是思考的虔诚”。[5]也正是这种思考的虔诚在有力地推动着海恩里奇·布尔(HeinrichBuhr)对更年轻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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