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重点酒渣鼻医院 http://pf.39.net/bdfyy/jdsb/210310/8733703.html李泽厚（.6.13－.11.2）文︱杨国荣从友人处获悉，李泽厚先生于美国当地时间11月2日逝世。尽管知道李先生年事已高，前两年又不慎摔跤，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得知此讯，仍感到有些愕然和茫然。也许，这是因为在意识深处，既不愿意，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世间已无李泽厚这一事实。初知李泽厚之名，是年，也就是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二年。记得这一年的某日，书店中一部《批判哲学的批判》，让我眼前一亮。虽然此前已略知康德，但此书却以观点的独到、文字的隽永、理论的深沉，给我以耳目一新之感。此后，《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相继问世，一时间，洛阳纸贵，士林争说李泽厚。此种盛况，学界已言之甚多，毋庸这里赘述。当然，那一时期，虽然李泽厚先生的著作近在手边，但其人却似乎遥不可及，作为彼时的学界宗主，他俨然是仰视的对象。然而，年夏，在庐山讨论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时，我却有机会与李泽厚先生近距离接触。会议期间，李泽厚先生依然保持其独立特行的学术风格，虽然是讨论冯契先生的著作，但他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同的学术立场，这与一些学人在此类场合每每趋于颂扬迎合形成了对照。虽然他的看法我不尽赞同，但这种不轻易附和的学术取向，给我留下了颇深印象。在参观庐山的名胜与人文景观时，我与李泽厚先生也作了若干交谈。那时我随冯契先生读博士，此前我的硕士论文以乾嘉学派与胡适的关系为题，对清代学术变迁下过一些工夫，同时，我对历史一直深有兴趣，早先通读过《资治通鉴》等著作，这种历史学背景也自然地渗入于言谈间。记得当时交谈时，除了我和李泽厚先生之外，还有《光明日报》的一位马姓年轻人，好像刚刚从南开大学毕业。李泽厚先生对我的历史学“素养”似乎略感意外，随口说道：你对历史倒有点了解。其时我尚年轻，闻此评语，不免有点自得。年庐山会议期间，李泽厚（中）、杨国荣（左）与《光明日报》马姓记者合影。庐山会议后，我与李泽厚先生之间短暂的联系也随之中断。年，差不多18年后，我们才得以“重逢”，当然，李泽厚早已不记得庐山的初遇，我也无意“重续前缘”。自年后，李泽厚移居美国，但几乎每年都要回北京住一段时间。年下半年，我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名义，通过美国友人林琪（KatherineLynch）向李泽厚先生表达了邀请他来华东师范大学访问的意向。李先生欣然同意，并于当年冬天携夫人前来。此时我已非当年青涩的学生，在哲学史与哲学领域多有涉猎，因而与李泽厚先生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论话题。当时我的伦理学著作《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出版不久，见面时特呈上一册，请他指正。他后来是否翻阅此书，我不得而知，但此后每次遇见，谈到相关哲学话题，他总是说：你是伦理学家，或：你是研究伦理学的，亦即将我主要定位于伦理学领域，这使我多少有些无奈。那几天交谈的很多具体内容多不记得了，但在谈到伦理学问题时，我特别提到了休谟哲学的意义，尤其是在道德动力的理解方面，我认为康德将形式因作为动力因，对道德行为的发生难以提供合理说明，这方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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