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译文：
精兵利器，实在是个不吉祥的东西，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决不用它来解决问题。
有道的君子平时居处就以左边为尊贵；而在打仗时便以右边为尊贵。兵器是不祥的东西，它不是有道的君子所用的东西，不到迫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淡然处之。即使打了胜仗也不要得意洋洋，如果自以为了不起，那就是把打仗杀人当成乐事的人。而把杀人当成乐事的人，他也决不可能得志于天下。
吉庆的事情以左方为上，凶丧的事情以右方为上。打仗时，兵权小的偏将军在左边，兵权大的上将军在右边。这是说明用兵打仗要以丧礼仪式来处理。杀人太多，应该以悲哀的态度对待；打了胜仗，应该以丧礼的仪式来对待死去的人。
解析：
本章是议兵，通过对战争造成的伤害讲述兵者凶器，其思想主要在于止战。本章分三段来说明：
第一段，首先说明兵是不祥之器，人们都厌恶他。因为用兵打仗必有死伤，死人的地方可以称为吉祥之地吗？战争过处，将是哀嚎遍野，留下的是一片一片的坟墓，精兵利器能够成为吉祥吗？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喜欢的。所以有“道”的人不认为兵器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有“道”的人在尽量减少用兵。
第二段，主要讲述对兵器和战争的厌恶。首先通过所占的位置的不同进行比较，有道的君子做礼时的位置在左边，这个也可以通过古代朝堂的位置来说明，文在左、武在右。武官在朝堂的位置是次于文官的。但是在军队中这个与其它地方是不同的，官大的在右边排、官小的在左边，右边显示自己所处的位置重要。
兵者凶器也，有道的君子是不会想着以精兵利器来对付人的、也不会以强势来对待周边的人，用兵是不得已才做的。我们看到古代出兵前要祭祀、这不仅仅是去求打仗的胜利，同时也是希望战争的伤亡减少；打仗结束后也要祭祀，一方面在于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在于祭祀死去的官兵，在为他们祈祷，同时也在饶恕自己的罪过，希望这种事情不再或尽量少发生。
既然把用兵看做不祥之事，那么在内心怎么对待呢？要恬淡处之，不以打了胜战而自鸣得意，内心存着一份对使用兵器的谨慎，不能因为打了胜战而炫耀。因为发兵时就要知道这些士兵中一部分要牺牲，而军队回来时一部分已经牺牲、同时还有一部分伤残士兵，面对这种情况就是胜利了也是拿人的命换来的，如果高兴，那是拿人的命在取乐，对于这种人在他的内心中就是奢杀，以杀人为乐。对于这种人谁的内心会欢喜呢？打仗归来的士兵需要疗伤、将军需要休养、诸侯王能高兴去庆贺吗？一般是祭祀，去忏悔、去为死去的士兵们的灵魂祷告，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第三段，中国的古代礼仪是以左右的座次分大小排列的，吉祥、高兴的事情以左方为上、左边的主要，而凶事、不吉利的事情以右方为上。所以对于军事的运用，在礼仪上把它看作是凶事，是以右边为大，军队中官越大的排到右边，而官小的位次就在左边，即尚右。因为官越大杀人越多、官越小杀人越少。虽然军队出征在鼓动士气、争取打胜仗，但打仗用的是丧礼来对待的，因为出征预示着去杀人或被杀，说好听了内心有斗志、说不好听了是怀着残忍的心去做的，越残忍得胜的几率越高。秦国的士兵为什么称为虎狼之师？因为商鞅变法中有一条就是士兵以拿来的对方人头来领赏，战争结束后以杀掉的对方人头换封地、领赏，所以秦国士兵为了得到赏赐用很残忍的手段来对待对方军士，这个手段确实让其他国家士兵胆寒。
所以在中国在礼仪上即使打了胜战，也是以丧礼来对待的；从人的态度来看，杀人太多，应该在内心感到悲哀，因为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父母骨肉，对于这种流血、牺牲之事不应该感到自豪。
老子通过对战争的不吉祥、流血之事，以及中国对待战争的礼仪方面阐述对战争的厌恶，希望人们尽量不用刀兵，仅仅将军队用作防御的用途，反对不人道的行为，即使防御用兵、平息战乱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希望当时及后人们减少战争，恬淡虚静、内心有慈爱、远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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